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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1979年夏由北京南池子的普庆前巷搬家到菜厂胡同7号，直到1990年4月搬离，整整住了11年。我的80年代是在那里度过的。我的头几本书都是在那条小巷、那间平房中诞生的，我坚定地踏上诗歌评论的道路，也是从那里开始的。

　　菜厂胡同7号这所院落,当年是清末大学士那桐的祠堂，格局比一般的四合院要大，中心部位为祠堂主体，左右各有一个跨院。当时院内住了21户人家，是个超级大杂院。我住的是西南角的一间西房，大约13平米。虽然狭小、简陋，但偏处一隅，关上房门自成一统，倒也可以闹中取静了。

　　1983年我开始担任《诗探索》的责任编辑，谢冕、丁力、杨匡汉、刘士杰、刘福春、楼肇明等诗探索同仁多次来我家，或谈诗坛情况，或交流稿件。至于江河、顾城、杨炼、林莽、一平等朦胧诗人来得就更多了。谈的话题多与书相关。一次江河带来一位新的朋友方晴，他是诗人沙鸥的儿子。江河说方晴每星期都会骑自行车把北京的主要书店跑一遍，凡是他想要的新书都不会错过。方晴后来为大家更熟悉的笔名是止庵，他能写出那么出色的书话、随笔、作家传记，跟他在追踪图书方面下的功夫是分不开的。

　　朋友们来我家喝茶、聊天，交流诗歌……有时忘乎所以，甚至在我这屋里举行即兴的朗诵会。来访的朋友多，有时我不在，他们往往在门上留个条就走了。有些诗人是来过而未遇的，像伊蕾，当时还叫孙桂贞，是在门上留过条才知她来过。有些诗人来访但没有留条，多年后在偶然的机会下才知他曾来过。对我来说，这些学者、诗人来做客，“与君一席语，胜读十年书”，使我拓展了眼界，温暖了心灵，感受到他们真正的内心世界，包括某些他们作品中没有写出的深层次的东西。

　　随着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外国的精神文化产品也纷至沓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的哲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著作，以及各种现代、后现代的文学作品，为我个人诗学研究的深化与创新，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守在家门口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及东安市场的中国书店，那时我是经常光顾的。于是我的藏书迅速膨胀起来。书多了，不能闲置，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雷打不动的计划，每天看理论书籍至少50页。这个计划定下来，果然有效。大量的阅读为我80年代写下的几本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我与“朦胧”诗人交往较多，再加上我妻子就是与朦胧诗人同属于一代的“老三届”，因而我深深地理解这代诗人的处境与心态，所以在1980年开始的“朦胧诗”论争中很自然地就站在支持朦胧诗人的一方。先后写出《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说朦胧》《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等文章，并为顾城、江河写出了关于他们诗歌的首篇评论。写顾城评论时，不只与顾城多次深谈，而且前往总后大院访问顾城的父亲顾工和母亲胡惠玲。写江河评论时，江河提供了他“文革”期间抄录的中外诗人的名篇，为了把我们俩人对话的内容保留下来，我还临时去百货大楼买了一个盒式录音机。

　　也正是在“朦朦诗”论战的大背景下，我感到诗歌理论建设不能满足于零敲碎打，要切实提高理性思辨能力，要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诗理论体系。于是萌发了把自己关于新诗的主张写成专著的想法。恰好这时工人日报社有意为全国职工文学创作编一套诗歌教材，找到了我，搭桥的人便是诗人王恩宇。我与王恩宇在“文革”期间相识，他当时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技术员，从50年代开始写诗，80年代前期，王恩宇以工人诗人的身份调入《工人日报》社文艺部负责编诗。1984年春夏之交，王恩宇陪同《工人日报》文艺部主任于在渊来我家，向我约稿。

　　《诗歌基本原理》是我的第一本诗学专著，这本书尽管是作为教材而写的，但在诗的观念上、在诗歌理论的构架及体系上均有一定的突破与出新。王恩宇已于2006年因病逝世，每当我拿起手头这本已绝版的样书，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伴随着对王恩宇感恩的回忆。

　　20世纪80年代除《诗歌基本原理》之外，我还完成了《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诗歌鉴赏心理》《心理诗学》等几部专著。我80年代所写的诗歌评论着眼于以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批评来衡量诗人诗作。这阶段我的评论对象之所以多为朦胧诗人，以及艾青、牛汉、邵燕祥、赵恺等“归来诗人”，就在于这些诗人的作品鲜明体现了“五四”传统在今天的延续。直到今天，我依然怀念我在菜厂胡同7号陋室中的读书与写作生涯。

　　（摘自《名作欣赏》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