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知道，钱锺书不只文采斐然、学识渊博，而且他还有着极为不俗的口才。他的很多同事好友都曾回忆过与钱先生一起座谈时那种如沐春风般的感受。如钱先生的多年好友吴忠匡先生回忆当年在蓝田师院的时候：

　　晚饭以后，三五友好，往往聚拢到一处，听锺书纵谈上下古今。他才思敏捷，富有灵感，又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尖锐的幽默感。每到这一时刻，锺书总是显得容颜焕发，光彩照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竭……听锺书的清谈，这在当时当地是一种最大的享受，我们尽情地吞噬和分享他丰富的知识。

　　从目前留存下来的关于他不多的几次演讲的文字记录来看，钱先生的演讲每次都极为成功，不仅风趣幽默，妙语连珠，而且思想透辟，富含哲理，给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让我这个愚人站在这里受审”

　　1948年4月，时年38岁的钱锺书作为中央图书馆的英文总纂，参加了由其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宣慰团。他以团员的身份到台湾大学去作过一次题为《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演讲。根据当时台湾《自立晚报》的报道，钱锺书的这次演讲甚是精彩。

　　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刘鸿渐先生作为主持人，先将钱锺书给听众们做了一番隆重的介绍。轮到钱先生正式演讲了，他一开始便借题发挥：

　　刘院长介绍使我很惶恐，尤其是刘院长刚才说我是“优秀学者”实在不敢当，像开出一张支票，恐怕不能兑现……好在今天是愚人节，让我这个愚人站在这里受审。

　　钱先生这一幽默而自谦的开头，立刻赢得了会场里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他继续说道：

　　我并不想估定中国旧诗或旧画的价值，我只想说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估价。我们研究批评史，还是为了我们自己要批评。我们要了解一个作者而予以评判，有时也该知道旁人对于这个作者的意见。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一种风气之下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材料的取舍，标准的高低，给予他以机会，而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反对这种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推动，因为他不得另开路径来避免他所厌恶的风气。所以风气是创造上的潜势力，也是作品的背景，而从作品本身往往看不出来。

　　诗跟画是姊妹艺术，有些人进一步以为诗画不但是姊妹，并且是孪生的姊妹。张浮休《画墁集》卷一《跋百之诗画》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欧阳永叔《盘车图》诗说得极清楚：“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遁形。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意思说，若要看迹象，读画反不如咏诗，因为诗倒具画所本有的功用……这种“出位之思”，当然不限于中国艺术。若照近代心析学派的说法，艺术家的挑选某种材料来作为表现的媒介，根本是“出位”的心理补偿。

　　钱锺书后来将这场演讲的大意扩展为一篇题为《中国诗与中国画》的论文，收在自己的《旧文四篇》以及后来又在此基础上修订扩充的《七缀集》里。

　　“好些河水已经流过桥下了”

　　1978年9月，钱锺书赴意大利出席欧洲研究中国学会的第二十六次会议。在会场上，他作了关于《意中文学的互相照明：一个大题目，几个小例子》的发言。演讲伊始，他就非常客气地说：

　　我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对意大利文学只有极生疏的一点儿认识。这篇论文只是一个来客向博学主人的致敬，并表示我对增进意中文化交流的热切希望……你们有句表达今非昔比的谚语说“好些河水已经流过桥下了”，我也不妨说，北京附近那个世界闻名的古迹卢沟桥（即西方所称马可·波罗桥）下也流过好多水了，意大利和中国也不彼此隔绝了。

　　在接下来的演讲里，他先后列举了意大利的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旅行家马可·波罗以及文学批评家德·桑克蒂斯等人的言论，使意大利当地听众倍觉亲切。他还从文化比较学的角度谈到了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与中国的墨子，达·芬奇与北宋大画家李迪，以及薄伽丘的《十日谈》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的相近之处。

　　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钱锺书此次是用英文作的演讲，演讲的过程中还不时涉及法语、德语与意大利语。钱先生发音纯正，侃侃而谈，使得很多欧洲的名流大为叹服，连一起参会的不少新闻记者也为之喝彩不已。

　　“我们的关系是愈老就愈接近、愈好”

　　他在其他场合的演讲，当然也还有很多，例如1983年2月4日，他参加了由中华书局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举办的祝贺周振甫从事编辑工作50年茶话会。钱锺书在茶话会上的发言简短而又风趣，他说：

　　我觉得人受到表扬往往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洋洋得意，尾巴翘起；一种是惭愧难言，局促不安。振甫属于后一种。我完全了解他，我知道他听了那么多赞誉之言后一定是局促不安得很。我和振甫的关系也可说非同一般。他在开明书店时，我写过一本书，就是他编辑的，这仅仅是开始。40多年来，他给我的帮助和关心真是无微不至。他刚才说我是他的老师，惭愧得很，应该说他是我的老师。振甫和编辑工作的关系是50年，我和振甫的关系是40多年。10年、20年、30年、40年，我们的关系是愈老就愈接近、愈好。　　  （摘自《书屋》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