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家在北大寓所前

　　1910年10月19日，我的母亲张企罗出生在上海松江一个开明的家庭里。她天赋聪明，学业优良，尤擅长作文。曾得到时任国文教员的施蛰存先生“可望大成”的评语。1934年她以优等生成绩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专科。随后回乡在松江县立师范任教。

　　关山阻隔

　　1934年夏，我父亲浦江清游学欧洲回国，在家乡松江度暑假，从好友施蛰存处听到介绍，即请沈联璧先生作伐，与母亲在“新松江社”正式见面。假期结束，父亲返回清华中文系任教，与母亲开始互通鱼雁。1936年4月26日，两人在“新松江社”举行婚礼。

　　“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准备南迁。当时，母亲正怀着我，父亲便先送她回乡分娩。谁知8月13日，日寇又进攻上海，松江也遭轰炸，只得逃到乡下。1937年9月3日，我便在逃难中出生了。不久，父亲得知学校已迁到长沙，急于赶去上课，而母亲产后不便远行。在依依惜别的时候，母亲一手抱着刚满月的我，一手提着行李，感到身上的担子从未有过的沉重。

　　数月内，她跟着外祖父和姨母们（她们也都带着孩子，三姨的小儿子比我还小）辗转浙东再到上海租界，不停地逃难。那年春天，上海流行麻疹、天花，马路边常可见到用席子盖着的小孩尸体。母亲和三姨打听到做母体血清注射可以预防，便都去抽了血。不料小表弟却染上了脑膜炎夭折。我虽然躲过了流行病，可传染上了肺结核，刚经住院治疗而钙化，又得了百日咳，病情危急，多亏及时送医，才把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抗战中父亲曾休假回上海，因安南被日军占领，回滇道路不通，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一年多。1941年8月，弟弟汉昕出生。父亲不能有负西南联大之约，绕道多省独自走了177天，终于回到了学校。关山阻隔，父母彼此的情思惟有诉诸纸笔。胜利后，他们把两地书合在一起，成为传家宝。战时物价上涨，大后方与沦陷区汇兑不通，只能通过私人划款。父亲节衣缩食省出的钱带到松江，早已贬值。加之我们常常生病，真可谓贫病交加。

　　“夫唱妇随”

　　母亲生性好强。解放前清华有规定，夫妻不得同校工作。教授夫人就算是才女，也只能做眷属。而母亲一向主张自食其力，复员时她向父亲提出，现在两个孩子已经大了，自己一定要找一份工作。适逢学校图书馆需要人，讲明没有薪水，只有生活津贴，每月五元。母亲要求只去半天，这样仍有半天可做家务。馆长潘光旦先生同意了。原也有别人想去的，但见津贴微薄，又被自家先生一句“我还养活不了你吗”喝住，就打消了主意。而这样的话，深知母亲脾气的父亲是不会讲的。父亲对朋友说：“企罗要听见这话还不得跳起来！”

　　母亲工作认真负责，又肯动脑筋，很快便精通了大型图书馆的编目业务，成为骨干。解放后，她曾被评为优良工作者。1952年院系调整，父亲调到北大中文系，母亲本应立即随调，但清华图书馆不放，1954年才调到北大图书馆编目室，并改做全天工作，直至1966年4月退休。20世纪60年代初，她勇挑重担，带领一组人在环境、条件都差的楼顶选择、整理、分编堆积如山的旧书和古书。她的一块新手表都因为进了太多的灰尘而停摆，工作之繁难和脏累可想而知。母亲受到好评，获北京大学跃进奖。

　　1957年8月31日，父亲因胃穿孔不幸病逝，年仅52岁。母亲悲痛欲绝。她将父亲的手稿、讲义、日记、书信等等分类整理，妥善珍藏，改革开放后，陆续出版。

　　1994年3月17日，母亲去世。吕叔湘先生在花圈上所写“聪明坚苦”，正是对她的恰当评价。

　　（摘自《老照片》，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