殚精竭虑考辨《尚书》

　　1936年，69岁的章太炎身体不佳，病情加剧，但仍然坚持讲学和著述，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一年2月至5月，章太炎讲《尚书讲义》。此次讲《尚书》与往常不同，凡注疏已通者一概不讲，单就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考辨。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春秋时期，孔子曾整理《尚书》，此书后被儒家奉为五经之首，成为历代王朝最重要的教科书。汉代的《尚书》有今文、古文两个传本。伏生传授的是今文《尚书》，因使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而得名；在孔子故居的墙壁内获得、之后由孔子后裔孔安国献给朝廷的《尚书》则由不同于隶书的古文字书写，称为古文《尚书》。

　　由于对《尚书》的研究不仅关乎学派之争，而且与国家政治关系甚大，所以历代以来不仅出现了很多论争、调和等种种情形，而且出现过失传、作伪等各种情况。这便使得《尚书》不仅有古今真伪之别，而且难读，到清代时仍有很多学者加以疏通解释，但古文之说，仍有未能贯通的。为此，章太炎于1932年7月，以朴学家严谨扎实的治学作风，撰写出《古文尚书拾遗》二卷，并成为1933年钱玄同、吴承仕等校刊木雕《章氏丛书续编》七种的第四种。

　　此书本已难得，但章太炎仍精益求精，在1936年给学生讲述《尚书》时，同时整理扩充旧著《古文尚书拾遗》。3月初，他在给吴承仕的一封信中称：

　　仆近复理董《尚书》，一岁以来，所得又百余条。故《古文尚书拾遗》二卷，将来或再扩张成四五卷，精博或不逮《述闻》，然颇谨于改字，凡本可通者，必为之通。

　　由此，章太炎解决了很多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尚书》讲毕后，距离暑期已近，章太炎觉得剩下的时间如果不讲别的实在可惜，于是再一次加授《说文》部首，将540部的部首一一讲来。《说文部首讲义》成为章太炎最后一本讲稿。

　　同时进行的，还有《古文尚书拾遗定本》的订正。章太炎即便病重也毫不松懈，而且每确定一则，皆以蝇头小楷写出，并嘱门生汪柏年缮写清本，自己再亲自审订。当时章太炎已得鼻癌，发作时出血不止，还伴有气喘，越往后越是气喘加剧，而此书却得以亲定完成，成为他生平最后一本著述。

　　最后的信写给蒋介石

　　章太炎最后的论政文章是1936年6月4日所写的《答蒋介石书》，这也是他最后的书信和绝笔文字。当时，张学良已在蒋介石的密令下放弃东北，中国更加危急。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却催促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十七路军）进攻陕甘红军，由此遭到张、杨的抵制。蒋介石对张、杨施加压力，还给章太炎写信，希望其发挥作用。姚奠中、董国炎在《章太炎学术年谱》中记载：

　　据冯自由《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等材料，5月，蒋介石亲笔致函章太炎，请章太炎发挥巨大影响，“以共信济艰之义，劝诱国人”。章太炎因而“致书蒋委员长痛陈抗战御侮大计，辞甚激切”。这封信写于6月4日，现署为《答某书》，收入《章太炎书札》。

　　写这封信前两天，章太炎的鼻癌病情突然加剧，写此信后刚十天，章太炎就因胆囊炎等数症并发，于6月14日长逝。

　　这封信实为章太炎政治上的绝笔文字。信中说，劝诱国人，“言之非难，欲其心悦诚服则难”。“若欲其杀敌致果，为国牺牲，此在枢府应之以实，固非可以口舌致也”。劝国民政府切实抗日，见诸行动，待人以诚。

　　信中还提出有关共产党的建议：“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这就是改变以往的“剿共”政策，而让共产党到抗日前线，“以一省付之‘共党’”，“以绥远一区处之”。

　　章太炎看出，共产党“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伏明甚”，可以作为缓冲，屏护华北。这些主张，不同于南京政府把共产党作为首要敌人的态度，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有相通之处。

　　由上可知，章太炎于1936年6月14日逝世。再具体一些，是在当日早晨8时。姚奠中口述、笔者采写的《百岁溯往》中则记录道：

　　1936年夏天，章太炎得了鼻癌，刚开始时不注意，一天上完楼以后觉得头晕，他赶紧搬个椅子坐下来，歇一歇，还要讲课。

　　汤国梨说不能再讲，章太炎不同意，照常上课。汤国梨没办法，只能暗中吩咐学生们离开教室。章太炎见教室没有学生，当然就不讲了。

　　但是学生们并不知道章太炎真正的病情，所以过了不多久就又把教室坐满了。于是章太炎继续讲课。

　　临终的头几天，章太炎仍在讲课。他患的是鼻癌，没有办法治，就这样去世了。

　　临终前，章太炎嘱托大家，一定要把国学讲习会办下去。

　　“饭可不食，书仍要讲”，这是章太炎在人生最后时光的选择。　　   （摘自《纵横》2022年第10期 张建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