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中心街最显眼的是那座红色小楼，它是半圆形的，有一点外国建筑的味道。有人说它在伪满时代就已经存在。这是进城必经的地方，县文化馆和剧团都在此办公。

　　最初去小红楼，我还是个知青。到乡下插队的第二年，在父亲的介绍下，开始给县文化馆的小报投稿，稿子寄给的是赵明老师，而具体的编辑是几位老同志。赵老师很年轻，是个诗人，那时候有一批喜欢写诗的青年，都被他联系在一起，常常召开一些会议。会议上偶然能见到一位长者，大家称他老卢。他个子不高，叼着一个大烟斗，留着长长的鬈发，样子很酷。他坐在会议室的一角，微笑地看着我们这些愣头青。赵老师介绍说，这是老前辈，你们有文章也可以给他看看。

　　有一年冬天，我到小红楼里送稿，见到了老卢，才有了交流的机会。他热情地接待了我，看完稿子，在上面改了几个别字，决定留用，于是彼此就熟悉起来了。老卢本名卢全利，“文革”前是馆长，那时候他大概已经靠边站了，刚刚从乡下回城，担任编辑工作。老卢懂戏，也写戏，行政能力也强，善于和各方面人打交道，办起事来干净利落。他对于业余作者很热情，即便话不投机，还是耐心相处。听他谈天，很有意思，慢条斯理中，有一种定力在。我最初发表的几篇文章，都得到他的鼓励。文化馆那张小报，激发了我写作的热情。老卢和赵老师对于青年出格的文字，是较为宽容的，不同风格的作品，都能理解，只是提一点原则上的意见。

　　1979年，我从市里的师范学校回到县城，他知道后，一心想把我调到文化馆。彼时他已经做了文化局局长，分管文化馆的工作，事业正在上升期。按照规定，我应当到学校教书。为了我，他费了很大劲，把关系转了过来。据说这个过程，还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与一位县领导还吵过一架。在他看来，大凡为公，不寻私利，即使别人不理解，也无所谓的。

　　文化馆的干部，一部分来自白山艺校，一部分是从本地中学调来的。1947年左右，辽宁省委临时所在地就在我们的县城，白山艺校大约那时候成立的。后来学校随大军迁到沈阳，几位学员留了下来。老卢是从丹东来的，在师范学校学的是艺术专业，小提琴拉得好。他与妻子来辽南是为了抗美援朝的征兵工作，后来没有回去，不久就成了文化部门的主力。

　　文化馆里人，都有一点自我。能够把那么多有个性的人团结起来，是有一种本领的。连最反对他的人，在其面前也颇为和气。在县城里，他的人脉很广，以至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北京的曲六乙、沈阳的李默然、长春的王肯，都和他有过较深的交情。跟着老卢，我认识了一批有趣的人，他不时邀请省里的人来做报告，还推荐我参加了一些外地的会议。我对于国内艺术界的了解，也是那时候开始的。

　　小红楼每年都策划一些展览和汇演，二楼有个排练厅，每天都有二人转演员出出进进。这里的热闹，牵动着民间的艺术神经，一些快消失的老牌乐曲，偶尔可以在这里听到。不能忘记的是老卢请来鞍山的刘兰芳讲课，楼里挤得水泄不通。刘兰芳与丈夫似乎也很欣赏老卢，在辽南，有专业的团队演出乡土作品，且那么重视曲艺，在二人看来十分难得。

　　年轻时代的我，有点好高骛远，想上学深造。与他聊天时，表示了这个想法。老卢有点为难，说留在文化馆，会有出息的。但多次找他后，看我的决心很大，便不再反对，与馆领导商量，给了我两个月假，在家复习考试。那一年我顺利考入省城一所大学，他知道消息后，说了许多勉励的话，还把我请到家里聊了半天。临别时，送了几本书给我，并介绍了省城几位批评家的联系方式，嘱咐我好好读书，多写作品。我感到，他大约对我还是寄予了一点希望的。

　　离开县城，我到了更大的世界里，所遇的风光也不同了。许多年来，我们之间陆续还有一些联系。偶尔见面的时候，彼此都有着亲切感。野有贤师，这是求之不得的。现在想来，年轻时遇到这样的前辈，是多么的幸运。　　　　 （摘自《随笔》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