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福庆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照
1937年院舍揭幕，右二颜福庆，右一伍连德
颜福庆（右）与陈同生交谈
有生岂不苦
颜福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创校先贤。今年是颜福庆诞辰140周年。他一生起起伏伏，历经晚清、民国与新中国，数不清的磨难缠住了他，但每次他总能化险为夷，即便是最艰难的时候，他也不忧不惧，面带从容与悲悯的微笑。
除了在抗战的动荡之际短暂做过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颜福庆一生未做过高官。诚如他自己所说：“我们认定做医师的人，须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服务医界，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如在学院或医院服务的同人，皆有此种决心，则医师事业，定有相当进步。”
颜福庆的先祖，可以上溯到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颜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几经辗转，后代中的一支经厦门迁徙到了上海。颜福庆六岁时父亲染伤寒去世。年幼失怙，他在伯父任学监的上海圣约翰书院医科读书，现在的同仁医院就是圣约翰书院医科当时的教学医院。
毕业后，他在同仁医院做实习生，当时，英国人统治南非，南非矿业资本家在华招募华工和部分矿医，颜福庆随即报名，与近万名华工前往南非。据英国官方统计，当时每1000名华人劳工中就有39人死亡，有60人丧失劳动能力成为残疾。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中国清朝末年的读书人，要有怎样的坚忍，才能在这种极端艰辛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他又是如何与命运之神共舞，发掘自身的无限潜能。颜福庆很少提及在南非度过的一年多艰苦生活。后来，他从美国回来在湖南行医，曾屡次到煤矿从事钩虫病等传染病防治，应该与他在南非的这段经历有关。
1906年秋，颜福庆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纽黑文，这一年他24岁。在美国的第一个冬天，他身高1米72，体重53公斤。这活脱脱就是一个有点营养不良的书生模样。美国留学短短三年，曾经几乎放弃，但最终又坚持了下来，他在异国土地上获得难能可贵的荣誉，即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最高荣誉——优秀博士毕业生。陪伴他度过美国三年留学生涯的，是坚毅和随时准备与命运之神和解的坦然。
沧海横流显本色
1910年，颜福庆回到中国，加入当时还不是很景气、也不被当地人认可的雅礼医院。雅礼医院的创办者是美国传教士胡美医生，胡美来长沙整整五年，医院却始终只有他一位接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直到颜福庆的到来。胡美到码头迎接了他，胡美回忆道：“一位瘦瘦的中国年轻人，穿着一件厚厚的美式外衣，神采奕奕地走出跳板……从甲板走到码头，颜医生看起来既属于这个世界又与之不同。”
1914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长沙成立，32岁的颜福庆任校长，胡美任教务长。这便是著名的湘雅医学院的初创，日后与协和医学院交相辉映，人称“北有协和，南有湘雅”。筹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显示了颜福庆具有非凡的管理能力和沟通能力。
在长沙行医期间，他时时参加以外国人为主导的医学会学术活动，在这过程中产生了中国人自己掌握现代医学传播话语权的想法。他与当时已经赫赫有名的伍连德一起，筹谋创建中华医学会。伍连德，在1910年找到东北鼠疫原因并进行封城，发明伍氏口罩、建立方舱，最终消除中国东北鼠疫，在国际上奠定了中国防疫科学的地位。两人牵头建立了以华裔医生为主的中华医学会，由颜福庆任首任会长。今天，这个创立于1915年的中华医学会历经百余年沧桑，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学会之一。颜福庆和伍连德在100多年前便有如此远见，引领中国现代医学走向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中国人自己医学院的理想在他心中萌芽。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成为各种势力角逐的中心，环境已经不适合他继续留下。1926年12月15日，颜福庆带着妻儿仓促离去，随船同行的还有胡美和一些湘雅师生。此时45岁的他说：“何去何从，我茫然无所适从。”
离开湖南后，颜福庆收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邀请。协和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创建的，他们为颜福庆特设了副院长一职。但不久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即聘请颜福庆为医学院院长，由于他在协和的任期已经开始，只能暂委乐文照代理院长一职。
颜福庆决意在上海创办一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他最终的理想是建设一个集医学院、医院和研究院于一身的医事中心。在一份创设上海医科大学意见书中，他大声疾呼：“医学为民族强弱之根基，人类存亡之关键。”成立于1927年的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国立高等医学院校——上海医学院，校舍风格与湘雅非常接近，形同姐妹。
医学院成立后，颜福庆马不停蹄地希望建设医学院配套的附属医院。苦于没有资金，他到处“化缘”。终于，1937年，颜福庆用他筹措得来的100万银元，以上海医学院为中心，组建了包括第一实习医院（即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中山医院以及澄衷医院（由颜福庆的圣约翰大学校友叶子衡捐赠改建而成，今上海市肺科医院）在内的上海医事中心。这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医事中心，现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医学中心之一。至此，颜福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时年55岁。
中山医院建院不久，上海沦陷，日军侵占医学院与中山医院。颜福庆离开上海，辗转于重庆、贵州、云南等地，为抗战中的医疗工作奔波。
幸遇知音同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满心欢喜，把自己医事中心的全部财产上交给国家管理。不仅如此，他还督促在美国留学的儿子与外孙女，尽早回国参加建设。1956年，颜福庆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被主席邀请在主宾位共进晚餐，主席很感谢他当年对夫人杨开慧女士的免费救治。颜福庆谦虚而诚实地说“不记得了”。主席感慨道：那时你是大院长，我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领袖与学者之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洒脱与淡定。
上海医学院成立之时，便是中国最优秀的医学院之一。到了1956年，上海医学院更以拥有16位一级教授，而位居全国医学院校之首。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为了加强“大三线”建设，决定在重庆办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到了上医头上，同时意味着学校将整体搬到重庆，原校名将被取消。颜福庆希望能够将上医保留在上海，但国家大策略已定，改变几乎毫无可能。上医很幸运，一个关键人物突然出现了，他就是陈同生，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著名电影《东进序曲》中新四军将领黄秉光的原型。1950年8月，他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1954年，华东局撤销。1955年6月，他被任命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这一年，颜福庆向陈同生恳切说明了整体搬迁重庆的利弊。最后，在陈同生主持下，经过党委慎重考虑，最终向上级提供了“母子校”的方案，将上医各教研组和医院的负责人、学科带头人一分为二。陈同生找到周恩来总理，得到总理的理解和支持，中央最终同意上医留在上海，抽调一部分精英到重庆建立新的学院，即现在的重庆医科大学。
（摘自11月13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