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乘坐的大巴车

　　今年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希光教授第22次带着清华大学学生旅行授课，他称之为“大篷车课堂”。这次原定的教学计划是沿着西喜马拉雅山边界（中国一侧）的廊道和山口开展跨文化传播调研与新闻采写实践，其中重头戏都在他们未能抵达的阿里地区。却不料，原本为期半个月的暑期实践课程在入藏第四天就被突发疫情叫停。

　　跨语言、文化交流

　　大三学生周星辰不是特别外向的人，一开始，她会在同学与偶遇的游客聊开后加入对话。慢慢地，与陌生人沟通越来越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她通过一款翻译软件，与一位只会说藏语的藏族女性展开了十几分钟的对话。尽管聊天的内容极其简单，不过是问了家住帐篷还是房子、家里养羊还是养牛这类基本的问题，但周星辰却被这次借助科技的跨语言交流震撼。

　　大一学生杜浩翰碰到了一位向他出售经幡的藏族男孩，他没买，但加了男孩的微信。之后杜浩翰和这位小学五年级的男孩在微信上聊得热火朝天。

　　下车活动的时间很有限，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职研究生陈洪钰刚和三位穿着酱红色僧袍的年轻喇嘛聊了几句话，回大巴车集合的时间就到了。僧人们连忙要将他们自己做的饼塞给他，其中一位还和陈洪钰加了微信好友。陈洪钰在隔离期间一直保持着和那位僧人的沟通，透过他了解当代的僧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从“以我观物”到“以我观我”

　　8月2日，马飞扬坐上了由北京西站开往拉萨站的Z21次特快列车。他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大二学生，出于对西藏和写作的浓厚兴趣参加了这门课。

　　入藏第五天，清华师生们大部分被安置在318国道旁一家美食城的二楼客房，那是一个没有WiFi、没有单独卫生间、海拔3880米的地方。马飞扬和他的伙伴们要在这个从未出现在旅行手册的地方住6天。

　　不丹电影《教室里的一头牦牛》描绘了类似的情境。这部电影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职博士生旺姆推荐大家看的。旺姆是“大篷车课堂”里唯一的藏族学生。电影讲的是一位向往去澳洲当流浪歌手的不丹老师被派到远离舒适生活圈、海拔5000米的最“高”学府任教的故事。那位不丹老师在海拔最高的学府找到了教职的价值和快乐。而这些观影的来自中国最高学府的学生们，也在隔离中找到了理想人生的片段。

　　隔离的日子里，大家都有各自的心事。但旺姆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沟通机会。旺姆和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们同桌吃饭聊天。她听他们从藏传佛教讲到人工智能，每个不同专业的学生都聊着令自己兴奋的话题。旺姆觉得这是年轻人该有的精神。

　　原以为课堂的戛然而止会令杜浩翰失望，但他反而对这次遭遇“特别满意”。“如果行程正常走完，用中国古人的话讲叫‘以我观物’。但有了这个疫情之后，我觉得我们更多的一个体验是‘以我观我’。 这是一个观察自己的机会，也是意外收获。”

　　人与人交往最本真的样子

　　8月8日，大巴车和越野车都停在萨迦县门口的公路边，老师和导游在协调争取入县城，同学们则下车等着。周星辰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认识了一户藏族人家。聊天中，她了解到这户人家有自来水、有牛，日子应该过得还不错，周星辰问如果县城封控了他们一家吃什么。得到的回答很简单，“吃糌粑啊”。

　　马飞扬借住在镇政府食堂。每天早晨，镇政府食堂会在清华师生的餐桌上摆一碗藏鸡蛋。食堂并不供应藏鸡蛋，镇政府干部们吃的都是普通鸡蛋，藏鸡蛋是专门给清华师生的。

　　清华学生常常因为“清华”二字受到别人的特殊对待。8月13日是马飞扬在镇政府过得最畅快的一天，因为他帮着政府工作人员一起搬运从县里运来的生活物资。面粉粘在他的衣服和裤子上，一位干部说：“看样子你们之前是经历过劳动的，体力不错。”马飞扬觉得这个夸奖很受用，不是因为他是清华学生，而是因为被认可他是干过活的。

　　杜浩翰在行程中很不愿用“清华大学学生”的身份与人交往。他觉得这个身份有时候是一种限制，他喜欢和人平等交往，认为这才是人和人交往最本真的样子。　　   （摘自《看天下》2022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