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尔是鄂温克族人，1993年春天，在呼和浩特第一次见到她，穿一件垂至脚踝的黑色长裙。看不出她的年龄。她面目慈祥，坐在远处宽厚地看着我，没怎么说话。我也话少。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2年9月，她三岁的儿子安生做心脏手术死在手术台上。安生学会说话以后，仍不能站立，更无力行走，杜拉尔上平房院子里的公共厕所，需要背着安生，她把孩子放到厕所门外，让他扶靠一块大石头站一会儿，她出来时，安生已经跌倒在地。杜拉尔的眼泪没法当着安生流，背过孩子，又总是步履匆匆拼命抢时间往家赶。“安生怎么样啦？”这是她离开孩子几分钟或者半天时间就来回揣想的问题。在外面，她也顾不上流眼泪。

　　安生八个月大时，心脏病经常发作，每回犯病，面色青紫，全身痉挛性抽搐。长到十六个月大，安生的父亲从远地赶来看望他们母子。他说：“让我来这里，住这样的房子？”当然这不是他选择离婚的全部理由。写小说的杜拉尔和写诗的安生父亲一见钟情，然后恋爱，结婚，生子，离婚。

　　小男孩安生把妈妈放在心里。他对杜拉尔发了一些男子汉的誓言，说长大以后帮助妈妈生火炉、扫地，用自行车驮妈妈上街。杜拉尔在小平房里劳动，在许多城市的医院里奔波，一直用身处内蒙古东部老家的母亲给孩子缝制的灯芯绒背兜背着安生。趴在她背上的安生对她说，他想快点长大，长大能背动妈妈。有一回杜拉尔肚子痛，痛得喘不过气来，安生着急，伸出小手给妈妈揉后背，说揉揉就好了。他拿过一个杯子，一瓶药，说快吃药吧。杜拉尔一看，杯子里只有一口水，递给她的药是安生自己平时吃的药。

　　这个令她心酸的孩子，想让杜拉尔给他讲书上的故事，就说：等我长大了，我就给你讲这些书。

　　我认识杜拉尔的时候，杜拉尔已经没有了安生。她缝补住心底的碎裂缝隙，沉默地度过失去安生的日子。快到一周年祭日时，我希望杜拉尔和我们共同的朋友曼德尔娃一起来我家，在北京度过那个日子。我写了信。于是她们来到北京。每天，喝曼德尔娃熬的醇香的奶茶。从早到晚，时间在我们心里流淌。地毯上，长久围坐着三个女子，无声的歌，蒙古人的长调歌曲，积蕴了忧郁、悲怆和幸福的长调歌曲，也在每个人心里流淌。

　　那么多天，我们很少提起安生。这是我们共同的性格，杜拉尔、曼德尔娃和我，只会铭记在心，为孩子，为可怜的大人，默默祈祷。

　　之前，给杜拉尔的信里，我说了想对她说的话：

　　……怎样从哀痛、烦扰里解放自己呢？杜拉尔，我想唱的就是这首“解放”自己的歌。是唱给你。你来想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吧。你想出来了，也会启导我。

　　想哭呵。有时候真想哭。

　　其实连说出这些话，也觉得不像话。我为说出上面的话，感觉到羞愧和悲伤。实在不好意思，太自以为是。真的失去以后的苦，重于阴山、天山、喜马拉雅山。活着就是移山填海那么过日子，熬雪山上流下来的水喝，舀海里的水一点点去淡化啊。可就是想哭。好多时候，不出声音那么哭，无论是独自端坐家里，还是黑夜走在无人的马路上，心一接触到永远消逝的亲人和映衬了他们的艰巨时日，就无声啜泣，一口一口往出抽气，倒淌出深埋的悲伤，辛辣苦寒的泪水混着心血印刻脸庞。真像一口老井，缺水少氧多日，硬向上抽调，可怜的，哭干眼泪而后生的人。

　　抱歉，杜拉尔，在听我说话吗？请原谅我。哭其实挺好的，和唱一样好。它若是发自内心，就是上苍赋予我们的最动听的声音。孩子在天堂，他离开苦难的现世，已经重新开始，他是个仁义超凡的灵童，他一出世，就已走过了很多路，走过了我们要用很多、很久的努力才能走过的悠悠岁月……

　　信不信，安生比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

　　杜拉尔，某种意义上，我们与安生是在不同的世界里行使生命。

　　生命是什么呢？是力气，是长生不灭的存在。它是信念，是灵魂。

　　灵魂不死。

　　我说不出来自己的感受。但我知道这一点。

　　……把日子过好，杜拉尔。

　　每一天，我们唱几支歌。我想听杜拉尔唱《阿尔斯楞的眼睛》，杜拉尔就唱。欢乐和痛苦的时候，她有歌能唱。曼德尔娃在地毯上那一点点地方跳蒙古舞。

　　（摘自12月8日《海口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