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勒克莱齐奥、莫言、许钧、莫言夫人杜勤兰
今年，国内翻译界在酝酿设置一个全新的大奖——梁宗岱文学翻译奖。但知道梁宗岱的人不多。以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著名翻译家许钧的话来说，大众对于这位翻译大家的寡闻，其实也是社会对翻译缺少足够认识的一种映照。
许钧用16个字概括翻译：历史悠久，无所不在，作用巨大，困难重重。许钧说，他这辈子只做了三件事情：做翻译、教翻译和研究翻译。
推动《红与黑》译本大讨论
浙江龙游乡间长大的少年，曾经天天抬头望村里的广播大喇叭。有一天，他走了出去，读到傅雷的书，读到法语原版，“我反而觉得没有傅雷的译本那么吸引我”，那一刻他觉得“翻译特别了不起”。
“我对翻译的认识，最初来自对五四运动的考察研究，正是翻译帮国人打开了视野。”许钧认为，如是观之，我们就会明白为何五四运动前后，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而鲁迅、刘半农、沈雁冰等人又为何如此热衷于翻译。40多年来，他不断深化对翻译的理解，坚定地认为翻译是历史的推动力量，是文化的构建力量。
20多年前，《红与黑》新旧译本达十来种，罗玉君、郝运、黎烈文、闻家驷、许渊冲……许钧注意到，由于对翻译的认识不同，在不同的翻译原则指导下，他们的译文表现出各具个性的特色。“这些思想观点的碰撞和争论真是太丰富了。”许钧很敏感，察觉到这是一个事件，应该导向对理论的思考。
他成为大讨论的主导者——给译者、编者、评论者写信，引导讨论步步深入；发表系列商榷文章，积极参与争鸣……这一切经许钧的整理、汇编，结集出版了《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这本书被《中国译学大辞典》列入了中外百部译学著作名录。
面对大师，不能只是崇拜
1980年，在南京大学钱林森的帮助下，许钧的第一部译作敲定了当年获得法兰西学院大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疯妈妈》。这部近40万字译作的成功，让这一对合作者把目光投向了当代法国文学的前沿。
还是这一年，许钧和钱林森得到了一部新的获奖小说《沙漠》。“我拿到书时，一看作者名字，勒克莱齐奥，不就是我前几年读到过的那本很怪诞的小说《诉讼笔录》的作者吗？”勒克莱齐奥，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许钧的多年老友。如今，他是浙大中华译学馆的四大顾问之一。
翻译《沙漠》碰上了难题，许钧通过出版社与勒克莱齐奥联系，对方不仅在回信中一一认真作答，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许钧认为，这种翻译上的探讨与文本理解的交流，其实就是译者参与作者创造的一种开始。两人刚刚认识时，勒克莱齐奥也是这样对他说的，“你翻译我的作品，就是参与了我作品的创作，我赋予你自由。”
“我从来没有仰视过勒克莱齐奥。”许钧说，面对一部作品，译者可能会轻视，主观性太强造成漏译或错译；还有就是仰视，拜倒在一位大作家脚下，连一个标点都不敢随便改。“翻译理应是平等的，平等了才能走进作品，理解作品。”但是，许钧刚翻译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时，也是崇拜，“这种态度下，不免缩手缩脚。”
《追忆似水年华》在上世纪80年代被引入国内。当时，译林出版社召集了15位法语界译者，许钧是最年轻的一位。许钧领到第四卷翻译任务时，十分惊喜，“真是莫大的荣誉”。回家后细读原著，越读越后悔——全书七卷，近300万字，没有中心人物和完整的故事，只有连绵不断的思绪……
《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可谓前赴后继，有的人翻了一部分，退出了。许钧硬着头皮接上，成为“翻译敢死队”中的一员。23万字，700多天，但许钧也在一步步走进普鲁斯特的世界。
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购买了昆德拉主要著作的版权，要根据昆德拉选定的法文译本来重新翻译。接到邀请后，在动笔翻译这部近20万字的著作前，许钧读了100多万字的材料。这次重译，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许钧还调整了书名，将原译名改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故事。
开启文化对话
“翻译，拓展思想的疆域。”睿智的艾田蒲曾经这样跟许钧说过。许钧与艾田蒲的结识，缘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之欧洲》的汉译工作。艾田蒲是与巴金、戴望舒同辈的文坛大家，世界知名的比较文学专家。
1993年8月，巴黎，84岁高龄的艾田蒲与许钧极其认真地就《中国之欧洲》的翻译问题，进行了一番长时间的面聊。“艾老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我生怕累着他，几次想早点结束。”许钧说，但这位老先生太厉害了，思维之清晰，语言之准确，“我几番打消结束的念头，不忍心打断他的讲话。”
2000年前后，许钧接到了为前联合国秘书长布托·加利进行演讲口译的任务，当时他正在撰写《翻译论》。许钧说，三天里，他们频繁地接触和交流，很投缘。加利听到他正在撰写《翻译论》一书时，热情地提出要为这本书写一段话——
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
隔段时间，许钧就会给勒克莱齐奥打电话。新冠肺炎疫情之前，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已经在南京大学授课近九个年头。在许钧的努力下，勒克莱齐奥与莫言在西安、北京、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进行过四次对话，与毕飞宇、余华等作家多次交流。
“在翻译的背后，去做这些，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样是在为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贡献。”许钧说，这些年，他还一直尽己所能，推动中国文学的外译与传播。比如，联系法国学者、出版社等推介中国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像毕飞宇的《青衣》《玉米》、黄蓓佳的《我要做个好孩子》。 （摘自12月4日《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