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台盟盟员代表华北军大台湾队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

　　1948年5月，华北军政大学（简称华北军大）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我党我军当时办学规模最大的军政学府。

　　台湾队学员

　　为解放台湾准备干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中抽调一批台籍战士到华北军大台湾队培养。1947年5月，在刘邓大军六纵队17旅51团的田富达和其他160多位台籍战士经过选拔，被送往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台湾队学习，后到华北军大台湾队学习。据田富达回忆：

　　我们打下汤阴以后，准备过黄河，部队下令让我们台湾省籍的战士集中，要送我们到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去学习。并不是所有的台湾人都去，个别有技术的，像炮兵、会开车的，前线有需要，他们就跟着南下了。离开战友撤离前线，我们还真有些不舍。

　　那时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中央3月发表社论，传达到前线已经是5月了。传达文件的同时告诉我们要去军大学习，所以大家都很感动。晋冀鲁豫军大是刘邓部队的，当时在邢台地区的南固县，后来刘邓部队过黄河南下，把我们送到了华北军大。军大离运河很近，我们在军大学文化，学时事，开始主要是阶级教育，为了配合土地改革。正好刚颁布新的土地改革法，我们也学习。那时我普通话水平不太好，慢慢听，慢慢提高。

　　1948年1月，台湾青年林东海和周明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之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他们经海路绕过国民党的封锁线，经由韩国仁川到达胶东解放区。10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介绍，一起到石家庄华北军大台湾队学习。

　　叶剑英得知林东海和周明报到后，专门接见了他们，并与他俩共进晚餐。林东海将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参加革命的感想进行了汇报。叶剑英鼓励他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虽然出身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但毅然参加革命，说明你的决心很大，共产党欢迎更多像你这样的台湾青年参加革命队伍。你要好好学习，当个好军人。”

　　为配合解放台湾工作，台盟积极推荐台湾青年到华北军大参军学习。1949年10月，从台湾脱险而来的郑鸿溪、朱实、郑励志等台湾青年在台盟的介绍下来到华北军大长辛店分校。他们憧憬着不久将会随着解放军解放台湾，再次回到家乡。

　　谢雪红等台盟领导十分关心台湾队学员的学习和生活，常常写信鼓励他们。

　　台籍教员

　　台湾队成立以后，学员们开始接受正规教育。虽然他们平日里刻苦努力学习，但由于大部分学员的普通话水平和自身的文化程度差异很大，不少学员听起课来非常吃力，收获甚微。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叶剑英专门致函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借调台籍干部杨诚去华北军大担任台湾队政委，主持台湾队的培训工作。

　　杨诚来了以后，按学员文化程度分班，因材施教。选聘会讲闽南语的教师来队授课，提高学员听课效果。当时的台籍教员有文英、冯志坚、林云、朱天顺等，他们和学员们交流起来没有语言障碍，很多疑惑通过师生交流迎刃而解。

　　叶剑英等校领导对杨诚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在其鉴定材料中写道：“杨诚同志在军大帮忙数月，为台湾队搞好今后的学习创造许多有利条件，建立了初步基础，我们深为感激。”

　　田富达回忆起当年的学习情景时，深情地说：“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杨政委在台湾队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他对台湾队的建设、对台籍干部的培训，花费了不少心血，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要打回台湾去”

　　1949年11月1日，华北军大台湾队在长辛店举行毕业典礼。谢雪红、林铿生、杨诚等陪同朱德看望台湾队学员。朱德讲道：“台湾队的同学毕业后，要打回台湾去，这是同学们的希望，也是同学们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要解放中国所有的领土，包括台湾在内，大家必须明确台湾永远是中国人民的。”

　　谢雪红接着指出：“目前的台湾，由于反动派还在那里作最后的挣扎，施行残暴统治，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台湾人民都在迫切地期待你们赶快打到台湾去，解放你们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和你们的朋友们。”

　　华北军大台湾队学员毕业后，纷纷南下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为解放台湾做准备。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停止。华北军大台湾队的学员们有的投身抗美援朝运动，有的到华东革命大学继续深造，有的转业到台盟工作，并逐渐成为对台工作的骨干，为祖国统一大业奋斗了一生。　　 （摘自8月18日《 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