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读书只是消遣时间的一种方式，它似乎跟看电影、闲聊、听歌没有任何区别。

　　唯一令人高兴的是，我终于挣脱了短暂的学校生涯，再不用因课堂上偷偷摸摸看闲书而胆战心惊。我并不满足，读书成为谈资后被同龄者拥戴的现状，可是我还得承认，我是她们唯一了解花妖狐魅的途径，她们也因婴宁、聂小倩、公孙九娘、小谢有了炫耀的本钱。而现在，我不止脱离了学校生活，而且每月还能领到工资，有了余钱去购买阅读更多的书籍。

　　有段时间，我结识了一个在书店工作的女孩。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县城的邮政售报厅里，出售无数的文学杂志，它们的一部分会成为我的床头读物。书店的女孩，无疑是我的守望者，她不仅供给我稀缺而抢手的一些中外名著，而且也为我启动了通往未知领域的机关。通过她，我得到了新版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警世通言》等国内名著，也收入了《安娜·卡列宁娜》《白夜》《苔丝》《飘》《基督山伯爵》《简·爱》《麦田守望者》《普希金诗选》等外国文学作品。

　　有一次，她打来电话，说《红与黑》到货了，下午我就迫不及待地去了书店。那个时候，固然对每本书都来者不拒，但说实话，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更多时候，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以及悲喜交加的人物命运上。《红与黑》分上下两册，拿到书回宿舍，第一个动作就是掀开扉页，签上我的大名。不仅如此，为了缩短书籍与我的距离，我在集贸市场刻了手章，这样一来，每本书上，不止有签名，还有红红的手章，似乎以此就能证明我对书籍的真心热爱。

　　在生命中最灿烂的那几年，我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饕餮者，不停地接纳各种各样的书籍和杂志，没有目的，没有规划，用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和无聊白昼，陷入到体裁各异、薄厚不一的书籍创造出来的纷纭他境，既像游魂，又像观者，茫然而有序地附和着生命时间中的其他安排。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了保罗·奥斯特的《神谕之夜》，这本出现在书屋书架《哈利·波特》旁边的书，又小又暗淡，那个下午独独向我散发出一股无法抗拒的光芒。不久，自魔幻的蓝色笔记本中不断氤氲而出的情境，将我紧紧吸附其中，我成为幻灯片上的一小片暗影，不在死之绝境，也非生之幻境。一扇紧闭的窗户被推开，现实之外的某部分面貌的陡然呈现，一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场景之中，包含着巨大的生命暗喻和可能。

　　《如果在冬夜有一个旅人》的到来，有力地触动了我内心最隐秘的部分，卡尔维诺就像一个制造迷宫的人，将我引入扑朔迷离的书中书，令人沉醉，不知复返，乃至让我生发书写的愿望。这把神奇密钥，帮我开启了通向四野八荒的任何一扇窗户。

　　我开始得遇弗兰兹·卡夫卡笔下变成甲壳虫的格里高尔；碰见布鲁诺·舒尔茨讲述的父亲，一只鸟，逐渐变成果仁一样的虫子，成为秃鹫标本，干瘪、沉痛，苦行僧的脸上凝固着冷漠和克制的表情；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天使，既是那个乘着床单飞走的蕾梅黛丝，也是衰弱的，瘦骨嶙峋的巨翅老人；在遥远的德国，年幼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一边经历着国破家亡的苦难，一边扛着简陋的捕网，穿行于山野，沉溺在探索鳞翅目昆虫的世界中，他知道，每只遇见的蝴蝶，都是他自己的某一部分。我也跟随叶芝在爱尔兰西北沿海村庄倾听那些早已消失的神话；在都德的普罗旺斯，见证了旧磨坊的舒适和自在；胡利奥·科塔萨尔被堵在南方高速，正怀着焦虑、惆怅、不安等待交通疏通；小奥斯卡怀中的铁皮鼓被敲响，君特·格拉斯带来的但泽，逼仄、荒诞、压抑，充满绝望。还有史铁生的地坛，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贝尔，V.S.奈保尔的大河湾，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盲刺客，赫塔·米勒的呼吸秋千，米兰·昆德拉的布格拉，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加缪的局外人，伊斯梅尔·卡达莱的梦宫，王小波的万寿寺……像是一场虚幻、绵长、极具诱惑且无止无休的旅行，从早期的消解生命苦难和无聊，渐渐转变为亲切的会晤，一场对话，一次畅饮，一回对酌……仿佛呼吸和吐纳，默默陪伴着我从青春到中年。

　　有时会觉得自己根本无法准确表达古今中外作家赋予我的启示和灵感，也无法形容书籍所持有的强大而温柔的力量，直到当我翻开斯蒂芬·茨威格《当人类群星闪耀时》，突然醒悟，或许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作为一个读者的幸运就在于此——天际星群熠熠，光烁如电，无时无刻不在照耀着我和我们，这些行走在长夜里的无助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