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青年诗人殷夫将他的诗作和译稿投给鲁迅编辑的杂志《奔流》，其中一篇译文《彼得菲·山陀尔行状》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致信给殷夫讨要原文，因邮寄不便，殷夫便亲自登门给鲁迅送来。鉴于殷夫“如我的那时一样”，是“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鲁迅特意写信给远在北京的许羡苏，嘱她往北京寓所找出“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殷夫。孰料两年之后，“朋辈”成为“新鬼”，那两本书也“落在捕房的手里”“明珠暗投了”。

　　鲁迅的“情结”

　　四年之后，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言及此事也不胜悲夫。所谓“两本集子”都是裴多菲的作品，为鲁迅负笈留日译介《域外小说集》并创作《摩罗诗力说》的“三十年前”，因为热爱裴多菲“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一直珍藏，可见对裴多菲情结之深。恐怕鲁迅自己也没有想到，正因为他自1907年以来的这种“情结”，在有意无意间促成了裴多菲在20世纪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经典化历程。

　　早期裴多菲的诗歌以民歌及其变体为主，取材自民间，偏重民谣风，具有很强的“人民性”。1846年的《云》将他在革命前夕郁郁寡欢、彷徨失望的情绪倾吐出来，之后他诗歌创作开始转向，并来到高峰期，革命与爱情成为这些诗歌的主题。他用诗歌描摹现实、控诉政府、赞扬革命，在人民中间有立场、有效力、有影响，他牺牲后，阿兰尼·雅诺什、谭启奇·米哈伊和艾米克·古斯塔夫整理并出版了他的诗文集，而早在1846年，这些诗就已经被翻译成德语，并随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西学东渐”的潮流，来到日本。也就是在这股潮流尚未散褪之时，鲁迅和周作人都在日本接受“西学”思潮，注意到了“摩罗诗人”裴多菲，先是1907年周作人在《天义报》发表了《裴彖飞》，然后鲁迅又根据《匈牙利文学史》撰写了著名的《摩罗诗力说》，于是19世纪的匈牙利诗人和20世纪的文学家在异国他乡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不期而遇了。

　　吊诡的是，自从鲁迅写完了《摩罗诗力说》，几乎很少译介裴多菲，直到1925年才翻译了几首裴多菲诗，在《语丝》发表。可是在得知殷夫和孙用等人也要译介裴多菲时，他依然倾囊相赠，倾其所有极力促成后来的青年将他们所译的裴多菲诗文发表，他认为殷夫和他一样，是“热爱裴多菲的青年”，所以才鼓励他、提携他、帮助他。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当时“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但是裴多菲依然深深地藏在鲁迅的内心世界，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情结。

　　而这种情结的逻辑起点正是20年前鲁迅所撰《摩罗诗力说》，鲁迅那里，裴多菲首先是一位革命家，其次才是诗人，所谓“摩罗”，在裴多菲身上多数指的是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而不是具有现实主义意味的诗，鲁迅更关心的是作为革命者的裴多菲，是“行动”与“反抗”。在鲁迅看来，裴多菲的人格大于诗格。

　　对裴多菲诗人身份的建构

　　如果说鲁迅完成的是对裴多菲作为“革命者”的身份建构，那么茅盾、孙用、殷夫等人完成的则是对他诗人身份的建构。茅盾一直深受鲁迅和周作人的影响。1921年，作为主编的茅盾在《小说月报》开设了“被损害民族专号”，4月中开始与鲁迅通信，先是通过孙伏园，后来则直接向鲁迅约稿，鲁迅也欣然应约，至少寄给茅盾两篇译文；同时，他也将“被损害民族专号”的译文题目发给周作人请其“便示”。裴多菲当然是茅盾译介匈牙利文学的选择之一，茅盾不但翻译了《私奔》和《匈牙利国歌》，而且还撰写了一篇题为《匈牙利爱国诗人裴都菲》的文章，在言说诗人平民主义立场的同时，也开始注意他“诗化抒情”的外在形式。同时，茅盾还鼓励《小说月报》作家群一起翻译匈牙利文学，沈泽民、胡愈之等人都翻译过裴多菲的诗。

　　比之于茅盾，孙用对裴多菲的译介更为丰富。孙用1925年在《语丝》上读到鲁迅翻译的五首裴多菲诗，后来又在《坟》中看到《摩罗诗力说》，受到震撼，就尝试着给《奔流》投稿，得到鲁迅的注意和帮助。1928年，孙用得到了一部世界语版本的《勇敢的约翰》，爱不释手，花了很长时间翻译，并寄给鲁迅，打算发表在《奔流》上，鲁迅回信说《奔流》“有停滞现象”，认为“作者是匈牙利诗人，译文又好，可以设法印一单行本”，不但如此，鲁迅还将《校后记》和“注解”及有标注痕迹的修改稿都一并寄回来，使孙用不胜感激。孙用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邮务员，受到鲁迅的关怀，这对其鼓舞可想而知，从1930年代开始，他一直坚持翻译裴多菲的作品，前后持续了20多年，成为译介裴多菲最多的人。

　　把全部的裴多菲呈现在中国

　　就在孙用开始进入裴多菲译介高潮期的1930年代，很多译者开始译介裴多菲，梅川、林语堂、赵景深、金素兮等人要么直接翻译他的诗歌和小说，要么撰写介绍他创作的文章。及至抗战爆发，裴多菲的弱势民族国家诗人身份被格外凸显出来，也成为上海、重庆、桂林、永安等地文学期刊上频频出现的诗人，当时，李微、马耳、企程等都有译介，其中覃子豪的译介最多，后来将所有裴多菲诗结集起来，是为《裴多菲诗》，1940年代由浙江金华诗时代社出版。当时一批又一批翻译家前赴后继，使鲁迅想做但因“情随事迁”并没有完成的事业一直延续下去。不能否认的是，比之于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裴多菲的革命精神对当时有识知识分子的影响尤甚，殷夫就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殷夫所译裴多菲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惟1929年刊于《奔流》上的八首诗歌而已，后来他又把大量的时间和热情都放在了投身革命上，无暇译介。历史的巧合之处就在于，如果不是鲁迅在怀念故人整理遗物时偶在《彼得斐诗集》的书页中用钢笔书写的《自由与爱情》的译文，恐怕后人也没有今天这般知道或者了解裴多菲。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原原本本、明明白白介绍了这桩往事，而且，这篇文章早在1949年就被收录到解放区的语文课本中，使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通过阅读鲁迅了解裴多菲。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有人继续孜孜不倦地译介裴多菲，戈宝权先生就曾深情回忆他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初见《裴多菲全集》及传记作者的激动之情。1950年代赴匈牙利留学的兴万生、冯植生诸位先生或是译介裴多菲诗，或是撰写《裴多菲传》，或是编译《裴多菲文集》，几乎把全部的裴多菲都呈现在中国，形成一笔巨大的中国遗产。

　　（摘自12月9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