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见图）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生于浙江钱塘，嘉庆二年（1797）死在用一生心血灌溉的小仓山随园。

　　天资聪颖、24岁就考上进士的袁枚，原本可以和其他上层士大夫一样，过着一套标准却为多数人艳羡的仕宦生涯，但因为忠于自我的感受，“不甘为大官作奴”，而选择了一种别有洞天的生活。

　　多彩多姿的下半生从随园开始

　　袁枚特立独行、多彩多姿的下半生，就从随园这个独立的空间开始。

　　袁枚退居随园三年后，短暂入陕为官。再度出仕，袁枚却发现自己仍然没有办法适应那种仰人鼻息、屈己折腰的官场生活。只有在这座私密的后花园中，他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意志、喜好、节奏，过着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生活。

　　袁的家乡在钱塘（今杭州市），小仓山则位于南京。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思念，他在整治庭园时，常常以西湖为师。36岁买下随园时，院落一片荒芜，经过20年的全心经营，终于有了满意的成绩。

　　有了一个独立自主，不受政治力干预的空间，袁枚就可以以随园为基地，在乾嘉考证和三礼五礼之学以外，另辟天地。他或是在随园内与宾客宴饮唱和，或是四处玩乐，纵情山水，并透过大量的诗歌文字，将种种寄情园林、驰骋想象的个人体验详细地记载下来，为我们研究18世纪士大夫的生活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让我们在看似严苛、压迫或窒息的乾嘉礼学和专制统治之外，看到18世纪的中国社会其实还有广阔的空间，让穆勒设想中的天才或特立独行之士，创造出自足丰富的生活形态。

　　情欲与男色

　　在所谓道德保守主义复兴的18世纪，袁枚“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的说法，显然有极大的挑衅或解构意味。而他又更进一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了他的情欲观。袁氏四十岁时，已经有姬妾十余人，但他仍不满足，到处寻春，“思得佳丽”。七十岁时，仍不减看花之兴，而受到朋友的规劝。袁的回答是：“人人各有所好，两不能相强。君年七十而图官，吾年七十而看花，两人结习，有何短长？”山水、美色，成为他绝意仕途之后最大的嗜好。

　　三妻四妾或寻花问柳，原是传统士大夫生活中的常态，袁枚只不过把这种生活型态推到极致。和多数士大夫不同的是，在女色之外，袁枚的情欲对象还并及男性。而且这样的兴趣，从年少到迟暮，终身不断。他在乾隆三年（1738），二十三岁时中举，次年中进士。没多久，就和当时京师的名伶许云亭发展出浪漫的恋情：一介名伶，竟然会让京师的上层社会（群翰林）为之倾动。记事者在记载这段同性恋情时，采用了一种全然正面的笔调。两者都反映了男风在18世纪中国被接纳的程度。

　　这些和袁枚有关的男风记载，多见于蒋敦复的《随园轶事》。这本书成书在同治三年（1864），上距袁枚谢世之期（1798），已经有六十多年。蒋的数据多半来自袁枚的后人，也有小一部分辗转听来，没有确切的根据。但不管数据源如何，在蒋敦复的描述下，袁枚等人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同性恋情，都成了赏心悦目的佳话。蒋敦复写作的时代，中国已渐渐进入现代国际社会，西方的价值观也开始一步步地冲刷中国士大夫原有的信念。但在蒋氏勾勒的随园世界中，同性情欲仍然是一个可以公开论述、展示和颂扬的议题。这些记载显示，在政治领域之外，士大夫仍然享有一个广阔未经压缩的私密空间，恣情任性地拓展出各种可能的路径。

　　把饮食当成一门学问

　　精力无穷、勇于探索的袁枚，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至理名言，演绎到极致。在难以餍足的女色、男色之外，对口腹之欲，也是全心全意地追逐。与人不同的是，在单纯的品鉴外，他还郑重其事地把饮食当成一门学问，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记录。

　　《随园食单》全书前面两个单元，分别列出各种烹饪须知和禁戒。然后将食物分成海鲜、江鲜、特牲、杂牲、羽族、水族有鳞、水族无鳞、杂素菜、小菜等类别，再分列条目加以介绍。在主菜单外，另有点心、饭粥和茶酒，洋洋洒洒，无所不包。

　　在杂素菜部门，光豆腐的吃法就有九种，美食家的考究，可见一斑。有的豆腐名称看起来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烹调起来却有一番周折。譬如芙蓉豆腐，要先将腐脑放井水泡三次，去除豆气，然后放到鸡汤中滚，起锅时再加紫菜、虾肉。“蒋侍郎豆腐”的讲究、繁琐，最让人侧目：

　　豆腐两面去皮，每块切成十六片，晾干用猪油熬青烟起才下豆腐，略洒盐花一撮。翻身后，用好甜酒一茶杯，大虾米一百二十个；如无大虾米，用小虾米三百个，先将虾米滚泡一个时辰，秋油一小杯，再滚一回。加糖一撮，再滚一回，用细葱半寸许长，一百二十段，缓缓起锅。

　　这种对饮食的讲究，一方面显示出像袁枚这样的上层士大夫，活在怎么样悠游裕如的世界；一方面也可以看成士大夫生活品味上的极致追求。

　　（摘自《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