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 [瑞典]安特生著 李雪涛 孟晖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

安特生镜头下的中国士兵和女孩

　　本书是“北京猿人”遗址和“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者、民国初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1874-1960）在中国的亲历记。作者于1914-1925年受聘于北洋政府，作为地质学家帮助中国寻找矿藏，亲身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完成北伐的巨变，也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袁世凯等重要人物有直接的交往，对于袁世凯的统治，张勋复辟，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争斗，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都有细密的观察和切身的体会与思考。

　　《龙与洋鬼子》讲述了作为中国公务员的安特生在中国11年的经历。中国文化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安特生认为是一种挑战时间的力量：

　　所有早期文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克里特宫殿（palaces of Crete）的统治者、埃及金字塔（pyramid）的建造者、楔形文字的先民——都早已逝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伟大的孤独之中坚持了下来，作为他们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的作品、哲学和艺术的直接继承人。

　　在安特生看来，人类文明早期成就的仅存的硕果便是早期的中国文明——这一绵延数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

　　在安特生有关中国的书中，很少有那些所谓异国情调的猎奇式描述，或将中国人归为人种学意义上几种类型化的样式。尽管他在中国一直是一位“洋人”，但他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人的一种热爱。他在《龙与洋鬼子》中写道：

　　一般来说，中国男人们是瘦而结实，女人们的肩膀强壮而宽大，孩子们长得胖乎乎的，他们的眼睛清澈、明亮。

　　最难能可贵的是，安特生总是以一种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方式对待中国人，表现出一种悲悯之情，因此他的情感让人感到格外真诚、感人。即便在有关中国强盗的问题上，他也会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和了解来予以说明：

　　中国人天生是不爱惹事的，他们本质上就是农民和商人，因此成为土匪的人必然有充分的理由，这是跟上述两种生活方式背道而驰的。

　　安特生并不将中国看成是一个完全不为西方所理解的陌生之地。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由于较少与外界发生联系，很多的风俗习惯依然是早期遗留下来的，安特生写道：

　　截至目前，我所列举的现代中国物质生活中的一切古老特征，都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或者某一早期历史时期（譬如带角楼的农场可以追溯到汉代）。然而，感兴趣的观察者会发现，无论是在中国的乡村地区还是受到外来影响相对较少的内陆城市，人们的生活都与欧洲旧时代的生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将中国的民间生活描述为活的中世纪，毕竟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就像是生活在中世纪一样。

　　对于当时西方比较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以及很多中国学者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是神秘且不可理解的说法，安特生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并不特殊，只不过有些不发达地区依然停留在中世纪而已，并且有很多地方与欧洲旧时代的生活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作为一个欧洲人，他完全可以理解中国的一切。中国工匠的很多方法都让这位谙熟科学和技术的欧洲科学家惊叹不已。安特生在看到中国木匠如何“破解”一块巨型木头时写道：

　　木匠和棺材匠把木头放在锯木架上，使木头一端支在地上，另一端则以一定的角度翘起。然后，一个人站在木头上，另一个人站在地上，两人使着一把大锯，精准无误地将原木切割成木板或托梁。

　　有关近代中国的落后，安特生更是以同情的方式梳理了从1840年至1912年间的历史。有关两次鸦片战争他写道：

　　欧洲人对当权的理解与天朝上国的理念截然不同，天朝上国的理念在中华文化大地上发扬光大，但在面对来自现代世界政治等理念的挑战时却败下阵来。虽然欧洲的外交官理论上在为所谓的正义而努力，但遗憾的是，那些“正义”的理念却由于鸦片贸易、亚罗号事件以及欧洲士兵在京的野蛮行径而损毁了。

　　他试图从现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之所以到处碰壁的原因，同时在道义上对鸦片贸易、亚罗号事件以及欧洲士兵的野蛮行径予以了谴责。

　　安特生在《龙与洋鬼子》一书中也流露出对欧洲未来的担心，他在该书第十六章《春天的象征》的结尾处写道：

　　不过，当我看到我们现代的欧洲学生，穿着考究的年轻一代，他们绝少有机会思考祖国的福祉和不幸，而是平静地将他们的时间分配给爵士乐和各种考试，那我的思绪就会回到那些表面有些寒酸的小个子中国学生们那里去，我认为，中国学生的精神更加丰富，因为他们生活在风暴和寻找家园的时代，当秕糠为风吹散，根浅的树木为风吹倒，只有坚强的鸟儿才敢于磨炼自己的翅膀。

　　这样的结论，显然不是来中国几天的旅行者或不懂汉语仅在欧洲人圈子中生活的记者所能得出的。安特生与其他中国的学者一道，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众多年轻的中国地质学家，他不仅对古老的中国文化，同样对中国的年轻一代充满着敬意。安特生认为，中国的未来是不可估量的，中国虽然历经数千年却仍保持着民族文化的活力，跟古代埃及、克里特岛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遭到野蛮人破坏的文明不同，中国人从开天辟地之日起，连续4000余年，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繁荣。他认为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他说，也许会有一天，“开启世界新征程的重任又落在了东方人身上”。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并且他认为，中国的未来一定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而且是东西文明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