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庆，拍了个电影叫《无负今日》，三个小短片。其中第一个讲的是1925年，国文系教授黎锦熙在女师大教室里讲课，他拿鲁迅《故乡》中的一句做语法分析，“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里左右，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黑板上有板书，正是黎先生在《新著国语文法》中用的句法图解，讲句子的主干和枝叶。正讲着课，鲁迅来了，站在教室门口听，被黎先生请进教室。课散了，黎锦熙和鲁迅在校园里溜达，黎锦熙说，梁任公今天在师大演讲，你要不要去听。

　　转场是梁任公在师大校园里演讲，虚化处理，梁启超不出声。电影《无负今日》这段演讲戏中，最重要的情节是黎锦熙认为梁启超那一口广东话听不懂，边上的钱玄同说，我们正要成立“数人会”，推广标准国语。刘半农、赵元任、林语堂都参与此事。

　　国语该是什么样，国语该如何发音，这件事争论了几十年。简单来说，当年有一场“京国之争”，王照及学生王璞等人主张用北京话当“国语”，吴稚晖、钱玄同等人主张用南京官话或者武汉话为“国语”。

　　日本人的言文一致运动确定以首都的东京话为标准口音，中国确定普通话读音，就要以首都读音为标准吗？要以哪个首都为标准？是满清的北京还是民国的南京？1917年8月，钱玄同给陈独秀写过一封信，号召新文化运动要担当制定“标准国语”的政策，他说“日本以东京语为国语，德国以柏林语为国语，故我国当以北京话为国语”，陈独秀回复说，用国语为文，当然采用各省多数人通用的语言。北京话也不过是一种特别方言，哪能算是国语呢？

　　1924年2月，瑞典语言学家Bernhard Karlgren给赵元任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放弃一种发明出来的语言，转而使用一种有一大群“自然地把它作为母语说”的“活语言”。Bernhard Karlgren说，你不能人为地编造一种语言，让它在一群分歧很大的方言之中成为一种自由使用的语言。如果你不放弃乌托邦式的努力，一种语言就越过你的头顶，自然发展成一门不那么高级的语言。赵元任、钱玄同和黎锦熙成立“数人会”，放弃1913年的杂交国语，转而提倡北京官话。这就是《无负今日》中的那一段戏的由来。　　  （摘自《新民周刊》2022年第46期 苗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