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东南部，贫瘠的土地上，棱角分明的流石堆积在一起。胡昆池戴着墨镜侧躺在这堆乱石上，在他身旁的是一株正在肆意生长的黄色植物，名为塔黄（见图）。找到它，记录它，胡昆池团队花了几个月。

　　许多这样的寻找和等待，成就了被誉为可媲美BBC（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的《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胡昆池是这部纪录片本草一集的导演。这是中国第一部植物纪录片，开播至今，连严苛的豆瓣网友都打出8.5的高分。

　　漫长时间的投入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制作团队成员大多是影视专业出身，在制作纪录片的三年时间里，他们用了将近一半的时间学习和调研，熟悉了解相关植物的自然属性、人文特点、历史背景。

　　2018年，胡昆池与团队前往香格里拉，实地“探访”塔黄。六天过去了，大家仍找不到塔黄花苞的身影。胡昆池想求助团队的科学顾问、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波，但是流石滩上没有信号，一个个“疑似”塔黄的图片无法发出。这位塔黄专家专程从昆明赶往香格里拉，为团队揭开了谜底，原来这一年，塔黄开花比往年晚了近半个月。因为后期还有其他拍摄任务，如果等下去将错过下一个植物的花期。

　　2019年，胡昆池和创作团队把握了时机，跨越一座又一座山头，终于找到一株含苞待放的塔黄。帮助塔黄传粉的迟眼蕈蚊是故事中的另一主人公。每当下雨，迟眼蕈蚊要么一动不动，要么直接飞走，拍摄被迫中断。团队成员们只能穿好雨衣，默默无言，一起等待天晴。“我们靠天吃饭，科学纪录片的拍摄就是这样充满不确定性。”胡昆池笑着说。

　　科学人才的短板

　　早在1957年，BBC在布里斯托尔成立了博物部，开启了科学纪录片制作的先河。1964年，BBC二台开始播出电视科学纪录片《地平线》系列，已成为衡量科学纪录片质量的国际标准。

　　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最早的科学纪录片栏目《发现之旅》诞生。业内专家认为，截至目前，我国科学纪录片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总导演李成才看来，影视人员科学素养偏低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有100余位摄影师，他们勇敢、热情，但是并不具备植物学、遗传学方面的知识。”

　　在英美等科学纪录片较为发达的国家，一部科学纪录片的制作团队往往都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以BBC Studios为例，“科学家团队+摄制者团队”是基本配置，甚至导演或制片人本身就是某个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

　　投资回报的尴尬

　　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接受采访时说，英国的科学纪录片《星球》系列，50分钟的视频基本成本约为1000万人民币。国内完整制作一部科学纪录片的投资也动辄千万起步。千万量级的投资金额与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时间投入，在国内还难以取得与之相匹配的关注度与市场回报。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的投资来自北京世园会，总投资约3000万元，主要营收来自播出平台的分成与素材使用权的售卖。“这些营收对于纪录片制作费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周叶说，“目前纪录片很难实现成本回收。”

　　据张同道介绍，和《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一样，国内各种类型的纪录片，投资方超过半数来自各级电视台与政府机构。“主要投资方往往经营属性较弱，更关注科普与影响力。而创作团队、播出单位和品牌运营又分属不同单位与团队，难以形成传播合力。”

　　走向高阶的努力

　　近年来，从《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到《蔚蓝之境》，从《总师传奇》到《手术两百年》，国内科学类纪录片在主题与形式上不断探索创新，涌现出一批精品。

　　张同道和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均认为，美国探索集团的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目前，探索集团在全球的两百多个国家地区都有播出平台。通过订户收费、广告收入、节目再销售三管齐下的盈利模式，探索集团每年的收入为100多亿美元。“探索频道的纪录片遵循市场的逻辑，关注观众的喜好，强调娱乐性与知识性的结合。”

　　在张同道看来，“纪录片团队不再只是单纯的生产部门，而是需要有团队负责生产，有团队负责传播，还有团队负责品牌打造。这种商业运营的意识应当从纪录片创作初期就形成。” （摘自12月15日《科技日报》 苏菁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