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 仇”

　　陈杰专职做反养老诈骗维权，已经六年多。2016年初，陈母胡效敏患脑梗住院。出院后，陈杰发现，母亲经常垂头丧气。一天，母亲拿出一沓资料告诉他，自己五六年来一直在瞒着家人投资理财，投了大概有七八十万元，基本算是所有积蓄，但没一家有收益，甚至本金也拿不回来。

　　知道母亲投资被骗后，陈杰的心“就不在工作上了”。他一周有大半时间都在母亲家，梳理几家公司的资料，咨询律师朋友，找工商局、派出所等部门投诉。他了解到，当老龄社会到来后，劝诱老年人掏出毕生积蓄投资、“优化”老年生活便成为社会中的一种新型“职业”。陈杰发现自己的家庭早已不知不觉沦陷其中——不但母亲倾尽积蓄“投资”，父亲退休后也陆续买了很多保健品，只是总额比母亲小一些。

　　一开始，陈杰以为通过法律手段，大约只需要两三个月就能要回至少一笔钱。但几个月过去了，他提交申诉材料的几个部门没有任何回应，派出所也不予立案，回复是证据不足。焦躁的等待中，母亲像变了个人，经常哭，家庭聚会也不去参加。

　　“想复仇，满足母亲的愿望，让骗子判刑”。2016年年中，他辞去红酒销售的工作，决定专心帮父母维权。

　　攻 陷

　　那些推销老年保健品、养老投资项目的销售员是如何“攻陷”这个家庭的？

　　父母居住在成都市中心，经济独立，陈杰跟弟弟相继成家后每周“按照惯例”去探望一次，与父母没有多少情感交流。倒是也发现过一些蛛丝马迹——有段时间父母家里出现许多雪饼，后来才知道是母亲投资的公司送的“礼品”。还有一次在父母家，陈杰遇到一个售卖保健品胶囊的女孩，自称是母亲的“干女儿”。

　　“老人被骗的根本原因还是空巢。”陈洪忠是北京老龄法律研究会会长，他做过一项统计，北京地区的空巢老人比例达到80%，空巢老人更容易反复被骗。绝大部分空巢老人与子女都很少沟通，甚至互相敌对。很多老人并不认为自己被骗或者在危险的边缘，这让维权变得更艰难。

　　陈杰的父亲陈光荣（化名）乐于向记者讲述自己的从军经历：农村出身，入伍十几年，转业成为军代表，在攀枝花支援建设，当上酒厂厂长，之后经营一家农用车工厂。军队是他的信仰。但在陈杰看来，父亲的信仰却成为他年老后被养老骗子攻破的契机。大概是2007年，父亲在一次旅游中遇到一位身穿军装的同龄人，知道了“××战士俱乐部”。

　　回成都后，陈光荣也加入了这家俱乐部总部，成为会员。会员首先要交几十元会费，另外还要花1000多元，买春秋季节的军装。不定期地，俱乐部会举办一些活动，俱乐部还与其他公司合作，向老人销售保健品。自从母亲得了脑梗，陈杰感觉父亲仿佛着了魔，在俱乐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买了很多保健品，还带胡效敏去不知名诊所火疗、放血。

　　缠 斗

　　陈杰在2017年6月注册了成都市保护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把反养老诈骗作为自己的事业。公司刚成立时，他得到了很大关注。最多的时候，一天有一两百人联系他，绝大多数是子女，询问如何要回父母被骗的钱款。

　　但这些热闹之后，陈杰体会到，全职维权是一个全方位的消耗行为。通常，他一个上午只能跑两个部门提交投诉材料，不同部门办公地点不同，而他要赶在四个小时内回家照顾母亲。他维权的理由大多是虚假宣传、非法行医、偷税漏税等，几十家公司里，目前只有两家因虚假宣传受到行政处罚，但没有一家公司被立案。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何勤华曾在文章中提到，在中国现有法律的框架内，反养老诈骗非常难。养老诈骗的一个主要分支是售卖无功效的保健品，但总体上，保健品行业“重审批、轻监管”，违规成本较低，法律上缺乏有效的震慑力。

　　今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活动，给处在事业挫败感中的陈杰一些激励。他计划把自己这些年与养老诈骗缠斗的经验做成收费项目推广，比如推出“安护师”的职业身份。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2年第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