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右）和邓绍圣1921年3月在法国的合影

　　1926年1月，22岁的邓小平由法国赶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由东方大学转至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年6月16日，当填写学校中共党组织的《党员批评计划案》时，邓小平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中写了“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邓小平的这一决定，缘于他在法求学五年零三个月的那段峥嵘岁月。

　　法国巴黎的“油印博士”

　　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抵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开启勤工俭学的新生活。不久，邓小平与20多名中国学生进入巴耶中学学习。但到了1921年3月，迫于经济压力，邓小平选择辍学。他不得不开始四处寻找工作，进而继续学业。

　　1921年4月，邓小平终于在施奈德工厂觅得一份工作。邓小平因不满18岁只能当学徒工，从事强度最大最危险的轧钢工作，每天却只能领6个多法郎的薪金，连糊口都不够。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和黑暗的社会现实，给邓小平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正如邓小平自己说的那样：“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2年2月，邓小平来到巴黎南部的蒙达尔纪哈金森橡胶厂，这里是旅欧中国学生共产主义组织的发源地之一。邓小平积极接触新事物，很快成为先进青年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1923年6月，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此时，他在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支部）担任宣传干事，参加各种政治宣传活动。

　　1923年年底，组织安排邓小平到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工作，协助周恩来编辑出版《少年》（后改名《赤光》）。他白天做工，下工后赶到设在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的编辑部工作。据蔡畅说：“《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版，李富春同志发行。”据勤工俭学生施益生回忆：

　　邓小平同志负责《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我每次到书记局去，都亲眼看见他正在搞刻蜡版、油印、装订工作，他的字既工整又美观，印刷清晰。

　　也正因此，大家亲切地称赞邓小平为“油印博士”。除了刊物编印的事务性工作，邓小平还用“希贤”等笔名在《赤光》上积极撰写一系列富有战斗性的文章，他的文章思想犀利、言辞泼辣，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和风格。

　　那时，邓小平和周恩来常常工作到深夜，挤在编辑部的小房间里一起睡。多年后，邓小平说：我和周总理“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邓小平个人而言，担任宣传干事、编辑出版《赤光》等一系列工作，也使他与党的宣传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红星》报“闪耀”革命道路

　　1933年初，邓小平因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了错误批判，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此后，为解决红军总政治部人手紧缺的问题，邓小平又被调回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

　　回到瑞金后不久，邓小平被安排主编《红星》报。《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军委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主要反映红军和根据地军民军事斗争的情况。邓小平凭借敏锐的政治头脑、简练而准确的文字功夫，以及丰富的领导经验，很快就把《红星》报办得有声有色。

　　由于《红星》报编辑部人手少，且几天就要出一期，工作量很大。因此，策划、组稿、编辑、校对、印刷及发行等工作，邓小平大多都亲力亲为。此外，他还主动承担起报纸采编记者和评论员的角色。《红星》报上刊发的许多消息、通讯、评论、社论甚至启事，都出自他的手笔。

　　为把这份报纸办好，邓小平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他注重发挥该报对广大红军战士及苏区群众的宣传和引导作用。为此，他除组织在《红星》报刊登党中央、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的有关决议、命令和通报外，还经常约请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及红军各军团指战员为该报撰写文章。 （下转第10版）

　　（上接第1版）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朱德、王稼祥等就先后受约为该报撰写过文章。由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还在醒目位置刊登了当时正身处逆境的毛泽东的文章——《吉安的占领》。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军事谋略对反“围剿”斗争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一大胆之举足以证明了他的政治眼光和过人胆识。

　　宣传工作要避免“八股调”

　　1974年3月，毛泽东提议由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

　　邓小平参加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高级别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讲台，怎样才能圆满完成任务？邓小平对代表团成员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有关这篇发言稿的核心内容，代表团一致认同：除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新论断。邓小平非常赞成这个意见。

　　初稿完成后，邓小平同团员一起，在人民大会堂逐字逐句进行分析和研究。讨论到结束语时，邓小平专门提出要表明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永远不称霸的态度。根据讨论意见，讲话稿又接连改了几稿，邓小平对每一稿都亲自做了重要的修改。4月4日，邓小平与周恩来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发言稿的情况。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示：“好，赞同。”

　　1974年4月10日下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安排中国代表团发言。邓小平走上讲台，精辟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邓小平的发言一结束，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会后，世界各大报刊和电台很快报道了邓小平的发言内容并纷纷发表评论。邓小平出色的外交和宣传能力，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高度赞赏。

　　“文革”结束后，尽管国事繁忙，但邓小平仍时刻关心中国的宣传工作。1977年6月4日，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费里克斯·格林同新华社对外部编辑做了一次谈话，他坦率地对中国外宣工作提出批评，认为中国的出版物文风和表达方式缺乏感染力，存在“八股调太重”“缺少新鲜的思想”等问题。

　　同年8月3日，邓小平看到这份略微“辛辣”的谈话记录后，很快作出批示：“我认为格林的意见都重要，无论宣传和文风等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建议印发给作宣传、外事的同志看看。”3个月后，在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时，他还念念不忘地提及此事：格林提的意见很好，已印发所有搞宣传的人，主要是反对不真实、八股调。邓小平的批示，对宣传工作的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1979年7月，新华社社长收到格林的来信，信中说，两年前对新华社的对外报道提出过尖锐批评，现在觉得已经有“巨大的改进”。

　　邓小平在国际交流和对外宣传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对新形势下做好宣传工作，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仍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摘自《湘潮》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