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刘少奇曾于1948年7月至1953年3月兼任马列学院院长。这一时期，学校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形成了一套刻苦学习、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勤俭办校和教职员工为学员服务的优良校风。

　　直接领导马列学院筹备工作

　　马列学院开办于解放战争最激烈的决战关头。1947年3月，中央党校因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解放区而停办。此后，随着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已成定局。而执掌政权，就需要大批干部，但当时的干部准备明显不足，比如从1947年底开始，各解放区就纷纷向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要求调派干部。

　　面对这种情况，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决定，重新开办中央党校、培养干部。1947年12月，刘少奇在报中央的电文中写道：“中央工委已决定开办党校。”194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创办高级党校（马列学院）的决定》（简称《决定》），指出，“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以刘少奇为院长。”并规定，“马列学院的任务，为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

　　《决定》发出不久，刘少奇就直接领导了马列学院的筹备工作。从寻找校址、选调哪些同志到学院工作、招生条件怎样掌握，到招生考试出哪些题目、录取多少学员等，刘少奇都亲自参加研究确定。8月中旬，刘少奇拟定了第一期招生的试题和要求：“《我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自拟一篇，写自己最熟悉的、了解比较深刻的问题。”10月初，在听取杨献珍（1948年11月起任马列学院教育长，1955年8月至1961年2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汇报招生考试成绩和录取情况时，刘少奇指出，鉴于培养理论干部的意义重大，应适当增加录取人数，并针对学员特点，提出了学习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遵照刘少奇的指示，马列学院扩大了招生人数。11月8日，马列学院第一班开学，学员110人。开学后不久，12月14日，刘少奇来到马列学院，发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刘少奇指出：

　　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党在提高理论修养方面是有缺点的……缺点是理论修养不够，许多同志最重要的缺点就在这里。

　　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名副其实的院长”

　　1949年3月，马列学院随中央机关由河北平山抵达北平，暂驻香山慈幼院。4月，迁驻香山碧云寺西跨院，对外称“劳动大学”。9月，经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同意，将颐和园东门外的原清华大学农学院房产（现中央党校南院）移交马列学院。10月，马列学院正式迁入南院，开始了新中国大规模培养干部的历程。

　　1950年9月，刘少奇在第二期开学典礼上对学员谈了学习态度和方法问题。他指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要把马列主义变成教条。你们以后所遇到的、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新的问题，许多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讲的”“就得靠你们用所学到的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处理，并且要处理得不错”。

　　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对马列学院学员作了《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对新中国的未来建设作出设想规划。7月12日，他再次来到马列学院，对第一班毕业学员发表了讲话。刘少奇对学员们的谆谆教导，有力提高了大家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有学员在听报告后座谈时说：“少奇同志是我们名副其实的院长。”

　　强调实事求是的校训

　　刘少奇不仅关心学员的成长发展，而且非常关注马列学院自身的建设。比如，他非常强调实事求是的校训。1952年春，在开展“三反”运动时，由于当时具体领导马列学院“三反”运动的同志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搞逼供信，把副秘书长刘元士打成“大老虎”。后来事实证明，刘元士并没有贪污行为。当刘少奇知道这件事后，即指派中央组织部有关同志来马列学院。 （下转第3版）

　　（上接第1版）通过调查研究，对直接领导这次运动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批评。

　　再如，关心马列学院的基础设施建设。1951年6月，刘少奇写信给学院领导提出校舍建设原则：“建筑标准以在延安或西柏坡时的建筑为原则，稍加一些改良和计划性即可，即以合卫生、不冷、能住人、便宜、迅速为合格，并准备在十年之后再建筑近代校舍。”按照这一精神，学院提出了建筑一批平房和一座图书馆的计划方案，刘少奇批准了这个方案。11月，刘少奇又写信给杨献珍说，1952年要增招200名学员，需再增建相应校舍，叮嘱及早拟定扩建计划。按照刘少奇的指示，马列学院很快又盖起一批节约耐用、居住便利的平房。

　　此外，刘少奇还非常关心学校的理论队伍建设。1950年第二期学员开学时，他就说，我们几年后要大办党校，要有教授和助教。1953年，杨献珍和侯维煜提出，五年内使各教研室的教员、助教达到300人左右，刘少奇表示完全同意。

　　1956年，杨献珍和侯维煜向刘少奇汇报高级党校（1955年8月起马列学院改称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七年建设规划时提出，教学干部要由现有的103人增至600余人。他们一开始还担心这个数字是不是提得太大了，但刘少奇却说：“教研室干部数量似乎少了一些，可以增加至800至1000人。”他还说：“教学工作是创造性的工作，不要怕编制大，大一点也好，不能和政府、行政机关比，但学校的行政编制不要大了。”杨献珍和侯维煜还主张在教学人员中实行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学衔制度，刘少奇也表示赞同说：“实行学衔制度是必要的，既要人家安心工作，学校就要正规化。”

　　1953年3月后，刘少奇不再兼任马列学院院长职务，但他仍时刻关心关注着党校事业的发展。对这一时期刘少奇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党校，杨献珍给予了“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的高度评价。  （摘自2022年12月16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