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金圆券贬值，人们拿麻袋领工资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及其政府从华北和沿海地区撤退到中国西南部。在经济管理上，政府未能推出恢复时期治理经济和金融混乱的有效措施，也没有履行曾经承诺追随自己来到西南内地的工业界人士相应的补偿，糟糕的经济表现，使得公众逐渐丧失了对政府的信心。

　　政府纵容官僚侵占工业资产

　　由于战争结束，内地的战时工业变得无利可图，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人们原以为政府会将接收的敌伪企业补偿给经营这些战时工业的工厂主和商人。但与此相反，政府只是纵容官员、奸商和官僚资本家大肆侵占日占区的工业资产，完全忘记了原先支持自己的民族资本家。

　　这场争论的焦点人物是那些在日本人入侵后，将企业留在上海和其他地方，跟随政府来到内地的中小工业家。由于许多企业家在履行人们通常所说的爱国责任时，已经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他们期望——政府的确也曾答应过他们——一旦战争结束后，政府能以某种形式的补偿回报他们的忠诚。

　　日本投降后，政府的所作所为很快让人们怀疑它是否忘记了中小企业在战争期间提供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帮助。在重庆，有流言声称，某些身居高位的官员对战争期间日占区的工业所遭受的困难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战时首都的工业领袖们感到事情似乎出了差错，他们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要求将所有敌伪工厂移交给那些跟随政府来到西南地区的企业家。

　　大量工厂倒闭

　　对于西南地区的许多中小工业来说，能否获得日伪资产很快就成了一个事关生存的问题。到9月中旬，西南地区的工业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经济恶化的迹象十分明显：需求下降、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流动资金短缺、工厂倒闭、破产的案件大量增加。

　　但是，尽管商品价格大幅下降，仍很少有人购买。西南地区的许多工厂是为了满足战时的需要而建立的，这些工厂的生存几乎完全依靠战争生产委员会的订单。在8月中旬，当订单减少或取消后，这些工厂不得不停止生产。国营的重庆钢铁厂在9月底几乎完全停工。

　　与此同时，有报道称四川纱厂由于缺少原棉而被迫停产。虽然湖北和陕西的棉花获得了丰收，但由于运输条件的糟糕，新的棉花无法抵达四川。据估计，在光复地区，有10万担敌伪棉花封存在仓库里，因为没能及时转移，这些棉花全被冻坏了。

　　根据中华工业联合会云南分会1945年11月的统计数据，昆明市77个工业企业中的37个已经关闭，没有关闭的企业也缩小了生产规模。到1946年2月，据估计昆明有90％的工业企业完全停产。

　　政府忽视援助请愿

　　由于国民党政府没有承认中小企业家的“爱国贡献”并给予他们应有的回报，共产党看到了获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共产党立刻发布了一项声明，支持重庆工业界的诉求，并要求救济失业工人。政府的确宣布了一项50亿美元贷款的工业救助计划，但这个数字甚至不能满足重庆附近的工业和矿业的需求。

　　仓促成立的“四川工业复兴协会”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政府立刻向全省的农业、工业、商业、矿业以及金融业企业提供切实有效的援助。人们普遍认为，即使政府满足了这些要求，也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支持西南地区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应该寻求一种更根本的解决办法。

　　考虑到这一点，西南地区的各个企业协会强烈呼吁，政府不应将接收的敌伪工厂和矿场收归国有，而应将这些厂矿转交给那些在抗战期间跟随政府迁移到内地的企业。9月19日，中华工业协会的理事长吴蕴初先生从重庆抵达上海，“协助政府收回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和伪政府侵占的原属中国人的工厂”。

　　尽管有这些努力，敌占区工厂原主人要求归还自己资产的诉求和内地企业家要求优惠待遇的呼吁还是经常被政府忽视。

　　根据官方的政策声明，国有敌伪国有资产的处置将遵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案》中的原则。在处理私有日伪企业时，接收者按先后次序被分成以下几类：（1）在战争期间随政府迁移到内地并为抗战做出过真正贡献的工厂或企业家。（2）没有迁移到内地，但在工厂被敌人侵占后也没有和敌人合作的企业家。（3）拥有必要的资金和经验的新的工厂主或企业家。

　　这一官方声明发表5天后，重庆一家商会报纸报道，到目前为止，上海超过40家工厂已经被经济部的特派员张兹闿接收了。经济部驻上海办事处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要与西南地区企业的技术或管理人员“合作”。

　　到11月下旬，全国工业协会和转移到四川的全国工业联盟向行政院提交了一份“最后的”请愿书，要求将没收的敌伪工厂交给那些真正为抗战做出过贡献的人。工业协会之所以还在进行最后的努力，是因为它受到了这样一条消息的刺激，48处最新接收的日伪资产即将被拍卖——这显然违反了政府规定的接收次序。

　　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代表重庆中小企业的“重庆中小工厂联合会”能做的只是提交一份书面抗议，再次描述西南地区企业面临的困境，并批评政府要为此承担责任。该联合协会指出，政府本身开始涉足并垄断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这完全背离了政府之前宣布的政策。

　　终于，到4月，所有期待政府援助的幻想都破灭了。政府宣布，除了直接由政府机构管理的工厂，其他所有日伪工厂都将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尽管这些工厂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出售，大部分购买者仍是留在占领区的人或通过暴利致富的人，因为从内地回到沿海地区的企业家几乎都已经破产了。　　  （摘自启蒙编译所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