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左）和海因里希·伯尔1972年在法兰克福

　　50年保密期过后，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和评选档案由主事机构瑞典学院对外开放。从名单中可见，中国作家林语堂（1895-1976）获得了提名。那一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西德人海因里希·伯尔。

　　《瑞典日报》报道，学院内的诺贝尔委员会曾斟酌了让伯尔和同胞君特·格拉斯共同获奖的方案。但委员会主席卡尔·朗纳·耶罗反对这种做法。“大家都知道，半个奖很容易给人留下两位获奖者均未全得的印象。”他发言说，“因此只有在明确认定——最好院外也是如此——两人都有资格获奖，而其中一位得奖将使另一位被排除在外时，才可以诉诸此种手段。我是不太相信格拉斯现在完全能与伯尔比肩了。”

　　诺委会最终一致推举了伯尔。格拉斯在27年后的1999年折桂。然而，伯尔的获奖在联邦德国引发了强烈争议。

　　作为战后西德政治的批评者，伯尔不断揭露政界蓄意掩盖纳粹的历史，还于1972年1月10日在《明镜》周刊上撰文，抨击发行量极高的小报《图片报》煽动私刑，并呼吁用人道主义对待“红军派”的首领乌尔丽克·迈因霍夫，有人据此把他称作恐怖分子的“知识分子帮凶”。6月1日，配备重武器的西德警察抄了伯尔的家，但未能找到他与恐怖组织有染的证据。

　　伯尔长格拉斯10岁，两人曾同为四七社成员，但在政治上渐行渐远。1968年，因为要不要支持记者贝亚特·克拉斯费尔德声讨并掌掴前纳粹党员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总理一事，伯尔和格拉斯一度公开对峙。掌掴事件后第二天，伯尔就给29岁的克拉斯费尔德送去了50朵红玫瑰，格拉斯则公开谴责克拉斯费尔德的激进行为，并批评了伯尔的送花举动。伯尔对此作了公开回应。

　　我扪心自问，君特·格拉斯有没有资格来决定我是否有理由、何时有理由送花给一位女士呢？我是有理由的，我也准备向我同仁当中的所有校长公开宣布这个理由。对贝亚特·克拉斯费尔德，我欠她这些花——为我这一代人，也为了那些已逝的和幸存者的缘故。

　　第二年2月，格拉斯再度以《我们的主要弊病是理想主义》为题撰文，批评他所说的过度关涉现实的“介入性文学”（littérature engagée）以及文学作品对纳粹的“妖魔化”：

　　我1955年第一次在四七社宣读我的作品时，文坛正推崇一个概念，一种名牌商品：littérature engagée。说得干脆一点：我相当讨厌那种孤芳自赏，那种事后想提供一种抵抗文学，而且时不时地以民族良知的身份出现的做法。我的批判首先针对的就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妖魔化。如果我可以借助我的书《铁皮鼓》《猫与鼠》还有《狗年月》来阻止这种妖魔化，并且详尽地揭示小市民的特性，那么，我将感到心满意足。（引林笳和陈巍等译文）

　　多年以后的2006年，格拉斯借自传《剥洋葱》出版之机，第一次公开承认了自己在60多年前加入过纳粹党卫队。

　　（摘自1月11日《中华读书报》 康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