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陈扬出席金曲奖颁奖礼

　　2022年12月5日，我无意间在脸书上看到一位朋友的短文：“陈扬老师11月13日离开了，我是12月2日才知道的，说是师母交代，等她处理完一切、回到美国后，再让陈扬老师的好朋友们知道这消息……”

　　爱情的另一种面貌

　　朋友口中的“师母”，我一直称她陈太太。早年间，陈扬周围的朋友一提到她，就会用强悍一类的形容词，只因保持顽童性情、不涉俗务的陈扬，把所有世俗之事交给她去处理，而他自己的生活简单到出门工作与回家睡觉这“两点一线”。

　　记得那段时间，我与陈扬几乎天天都在三重白金录音室工作，她除了提醒我陈扬不耐饿，并无其他要求。陈扬饿得“守时”亦不挑食，倒是好应付；音乐之外的琐事让我顺手打理，我也算胜任。陈扬将录音室打造成一个“音乐世界”，我在门外设置了一个工作的桌案，他找我时推门就能看到。有几次陈太太深夜接人到早了，我便放下手边的工作和她聊一会儿，时间一长，有种和自家人对话的放松。一次，她说自己与陈扬的姐弟恋只是“无缝接轨”式的转换寄宿家庭——把年仅20岁的陈扬从他母亲那里接管过来，爱情瞬间变成亲情。我们都笑了许久，我心里暗暗服气，也明白了爱情的另一种面貌。

　　“帮忙赶个稿”

　　认识陈扬时，我刚进入音乐圈，是个默默无闻的新人，而陈扬早已成名。在没有人介绍的前提下，因为公司的安排，我闯入他的录音室，告诉他接下来的工作由我负责，他也没有任何好奇地开了门。从1988年开始，我们共同工作了一年多，建立了一种基于生活作息相近的友谊模式。

　　那段日子，我们待在录音室的时间经常超过十个小时，偶尔，他会好奇地问我又在小本子里密密麻麻地写些什么——当时“北漂”台北两年的我是个重度文艺爱好者，看书、看电影、看话剧、看展览时总觉得有万千感想可记，所以随身揣着小本子和笔。

　　《鲁冰花》的歌词就是他忽然推门唤我写的。他劈头问道：“你看过《鲁冰花》那篇小说吗？”我答：“钟肇政老师的书我看过。”他说：“好，《鲁冰花》正在拍电影，上回交的歌孩子唱不了，导演建议写个像童谣的曲子，好让小演员快点上手。原歌词写不了童谣，得重新弄，你来弄个词吧，今天工作结束晚一点回去，杨立国导演跟你说一下电影，帮忙赶个稿。”

　　当天晚上，在杨立国导演讲完电影之后，我用半个小时写好《鲁冰花》后半段副歌的歌词以应急；导演看过一点头，陈扬立马谱曲，两个小时后旋律也完成了。隔天下午，陈扬推门告诉我，小演员终于顺利拍摄了唱歌的戏。他笑着说：“谢啦！”说完转身回去干活，我继续埋头在小本子里。

　　《鲁冰花》让我从唱片业的幕后人员变成一位被认可的作词人。在得到“金马奖”的那天晚上，我从颁奖现场回租住的公寓换了身衣服，去楼下的公共电话亭给陈扬打电话，他正在录音室里赶活儿。我跟他说了一声谢谢，谢谢他邀请我写《鲁冰花》，他不会说客套话，嘿嘿一笑，便匆匆挂断了。

　　“找灵感啊”

　　之后的一年，他开始习惯性地看我在小本子里新写的东西，他说我的文字组合对他来说像旋律，偶尔他会哼唱几句读到的句子。再后来，我们沉浸在各自的工作里，很少见面了。忽然听说陈扬和凤飞飞这两位我默默关注半生的音乐人合作了，我莫名的兴奋，旁观着；就在专辑收尾时，陈扬打来电话，要我为凤飞飞写首开放、明媚的词，后来，就有了这首《世界本来就比天气善变》。

　　又过了许多年，“金曲奖”终身成就奖颁给陈扬那天，见他拄着拐杖上台时，坐在北京家中看转播的我着实吓了一跳。我从他的言语中感受到岁月不饶人的豁达，这反倒让我害怕起来。前年年初，我在长春路上碰到他，隔着玻璃窗，见他在咖啡馆里与一群人聊天。再凑近些，我发现他挂在椅子扶手上的拐杖，最终胆怯地未上前打招呼。我知道自己的懦弱，年纪越长，越是胆小，越害怕看见生命脆弱的一面。

　　从那以后，我经常想起他，想的都是最初认识那几年时他的样子。当时，我会主动把小本子里一些觉得还可以见人的段落影印给他，他总是随手放入随身提的工作小包，和他那叠不停修改的谱纸混在一起。我从不问他看没看以及看后的感想，只是当他偶尔问起我最近还写了啥时，回应一句：“你想干吗？”他说：“找灵感啊。”后来他急了，老让我说最近看的书和电影——原来久居在自己音乐堡垒里的顽童，对现实世界的好奇心还是很旺盛的。

　　（摘自2月6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