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乐然留法期间在巴黎卢森堡公园写生

1956年在莫斯科的赵望云

1946年,司徒乔夫妇(左一、左二)在灾区考察时留影
艺术启蒙人韩乐然
韩乐然,朝鲜族人,中国第一位朝鲜族的中共党员,也是中国美术界第一位中共党员,曾赴法国学习绘画,回国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政治活动家,研究敦煌、新疆石窟的学者。
1940年,韩乐然途经宝鸡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入狱。1943年出狱后,他准备在八百里秦川徒步考察写生,但需要找一个助手。经画家马德鑫介绍,17岁的黄胄跟随了韩乐然。看了黄胄的几幅习作,韩乐然很满意,了解到他的生活状况后,第二天便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并开始给他讲授绘画知识和进步思想。七八月份时,他们从宝鸡出发,一直走到华山。韩乐然画油画写生,黄胄在旁边用铅笔画风景速写,写生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此后,受韩乐然的资助,黄胄考上西北中学。上了一段高中后,黄胄因经济原因再度辍学。韩乐然迫于时局的压力,不能长期待在陕西,打算带着黄胄一同前往新疆写生,然而黄胄对油画不感兴趣,并且在遇到韩乐然之前,已通过一位老乡的介绍认识了赵望云,一直在等候去甘肃的赵望云回陕。韩乐然遂独自离陕西行。
1947年7月30日,韩乐然在乌鲁木齐飞往兰州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跟随韩乐然的这段旅行写生虽然时间不长,也没有名义上的师生关系,但人生阅历和艺术经验都非常丰富的韩乐然实质上成为黄胄的艺术启蒙老师。
据黄胄回忆,从韩乐然学习所得,一方面是艺术自身的内容,从“素描的步骤,敷色的要领,形体结构的观察方法,绘画的布局和章法等绘画常识”到“文艺复兴时的盛况和一些画家、雕塑家的生平”等美术史知识,不一而足,韩乐然还启发他“多画,笔下就自然见功夫了”;另一方面则是更为广阔的思想,既有韩乐然自己现身说法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教导他要做一个自食其力、自强独立的人,并引导他阅读鲁迅、高尔基、托尔斯泰等进步文学家的著作,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共产党宣传材料。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爱国爱民的精神。
亦师亦父赵望云
赵望云,1906年生于河北束鹿(今辛集市),中国画坛“为人生而艺术”最杰出的代表。
1942年,赵望云到河西走廊武威、张掖及祁连山旅行写生,这次西北之旅让赵望云的生活和艺术视野转移向了西北,他开始定居西安。
经同乡田亚民引见,黄胄得以拜见赵望云。看了黄胄在宝鸡千阳和西安画的速写,赵望云大加赞赏,并愉快地接纳了他。过后,他兴奋地对别人说:“今天遇到了一个小孩子画得非常好。我从不收学生,但是今天我收了他做学生。”
1943年春节前夕,赵望云结束了第二次西北写生活动返回西安,黄胄正式拜入赵望云门下,成为赵望云的弟子。
赵望云家的生活虽然过得清苦,但他对待学生们如同自己的子女,从不厚此薄彼。黄胄更是深受老师喜爱和信赖,赵望云总是把一般事务交给他办,外出也喜欢带上他,并让他一个人住一间屋子。黄胄天性洒脱调皮,画起画来把满屋子撒得都是墨点,被子和衣服也经常不收拾。赵望云的夫人偶尔也会抱怨,希望赵望云对自己的孩子也能够多一些关心。赵望云说:“孩子、学生都是国家的人,都应当多关心。说我偏向黄胄,我就是喜欢冒尖的,谁冒尖我就喜欢谁。”
在画画上,赵望云则一改生活中的宽容与温和,对学生们要求很高很严。赵望云要求学生们从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技法和艺术风格。他对学生画什么、怎么画,从不强求,并让他们不要墨守成规亦步亦趋地学习自己。
黄胄虽然性格顽皮,但学习非常刻苦,在每天的事务之余,他都会利用时间下苦功夫去画画。老师让他白天在街上画速写,晚上回家后,他还要用毛笔把这些素材重新画一遍。他用功之勤奋、作品数量之多让师弟们常常自愧不如,佩服不已。这种自小而成的勤奋和“快手”,让他多年以后在画坛上得到了一个著名的外号——“纸老虎”。李可染也对黄胄的勤奋非常佩服,常给子女和学生们讲,黄胄一年画画要用掉近30刀宣纸!
黄胄后来为了谋生,曾去河南的报社工作,编辑《雍华》杂志,随赵望云远赴青海、新疆写生。直至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黄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自此离开居住了五年之久的赵望云家。
忘年之交司徒乔
司徒乔,广东开平人,1902年出生,擅长油画、素描,一生追随鲁迅的思想,是20世纪最早以画笔描绘劳苦群众,反映现实生活的画家之一。
1945年年底,司徒乔代表美国救济总署来到黄泛区做调查和搜集创作素材,在一家画店偶然看到黄胄画的一匹马,他大加赞赏,辗转找到了黄胄,二人随即成为忘年之交。
1946年3月,司徒乔邀请黄胄一起去黄泛区写生。同年8月,第二次前往黄泛区写生。黄胄在黄泛区目睹了民不聊生的人间惨象,内心受到极大冲击,先后画了500多幅写生,并以木刻、速写、漫画、水墨画等不同形式进行创作。这些画作犹如一幅幅动态的民生图,经国内进步报社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黄胄的黄泛区写生作品一改以前画面中的谨慎内敛,将悲伤、沉重甚至愤慨的情绪诉诸笔端,用笔变得率性自如,奔放有力,尤其在速写中表现出准确的造型、流畅的线条、传神的动态。在写生中融入了创作意识,突出了表现对象和思想情感。这种悲天悯人、爱憎分明的情感产生了动人心魄的审美力量,真实直观地记录了他眼中百姓的艰辛和苦难,揭露了当权者的丑恶和腐败,成为一部图像史诗,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尽管与司徒乔在一起的时间只有8个多月,但司徒乔将画家的人道主义使命与挣扎于生死线上的悲苦时代紧密地结合起来,始终坚守以个人的良知去表现自己所追求的时代艺术的品格,对黄胄影响极深,使他更加靠近现实主义。 (摘自邢庆仁主编 白瑜 姜晓文编著《长安画派·黄胄卷》,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