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成后的上海市政府大楼

20世纪40年代董大酉一家
有人说,中国现代民族建筑设计的故事应从董大酉开始。20世纪50年代,他与梁思成齐名,同时被评为新中国的首批“一级建筑师”。
董大酉出生在杭州,在杭州辞世,安葬在杨家牌楼,是一位地道的乡贤。他是我父亲龚文千的同事,独子董艾生也是我儿时的玩伴。艾生说,在20世纪50年代,建筑业有“北梁南董”之说,不过,梁思成偏重理论,而他父亲既有著述,又有在上海、南京从事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经历。以下是艾生的讲述:
少年得志
1898年2月1日,我父亲出生在杭州,爷爷董鸿祎(1878-1916)与奶奶钱瑛都是地道杭州人,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我父亲是老大。
爷爷是庚子辛丑举人,因他是晚清外交家钱恂(1853-1927)的女婿,担任过清廷学部候补主事。后来,到日本留学(1901-1904),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科读书。毕业后,相继在阿姆斯特丹与罗马使馆当三秘。民国后(1912年2月)爷爷升任教育部次长。早年爷爷出使欧洲期间,将我父亲也带到了国外,所以父亲的青少年是在国外度过的,在欧洲上的中、小学,能讲一口流利的外语。
有一次父亲说,小时候随爷爷到罗马参观,就对这座有着丰富历史遗址的城市产生了兴趣,圆形剧场、罗马斗兽场、大杂技场、万神殿、公共浴场这些古建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想,中国也有许多古代建筑,与西方式样大相径庭,为什么不能将东方的建筑形式与欧洲建筑相融合,取长补短呢?父亲认为应当将祖先的建筑遗产发扬光大,于是,他兴起攻读建筑学的念头。
回国后,父亲考进清华学校。1922年,他考取庚款留学资格,离校赴美,在明尼苏达大学就读于建筑专业。两年后获建筑学士学位,继续攻读研究生,钻研城市设计专业。1925年毕业,获得建筑与城市设计硕士学位。1926年至192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美术考古学博士,同时在纽约建筑师事务所兼差。
1928年,父亲进入纽约墨菲建筑师事务所工作。那段时间,墨菲建筑师事务所的业务一半在美国,另一半在亚洲,承接的最大业务是在中国建造大学校舍,尤其是参与了首都南京现代化建造项目。
“大上海建设计划”
1928年父亲回国,在上海庄俊建筑师事务所做事。庄俊是我国最早留洋的建筑师,于1927年在沪上发起成立中国建筑师学会。在庄俊介绍下,父亲也参与了学会工作。1929年庄俊被推选为中国建筑师学会会长。1928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那时申城中心地块皆为租界。为了与租界抗衡,当局决定将政府大楼建在郊区的江湾,以解决华界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并提出“大上海建设计划”(都市规划与建设),与此同时,以发行公债与出售土地的方法筹集资金。
1929年上海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成立,聘请父亲任顾问兼建筑师办事处主任。次年,他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董大酉建筑师事务所。同年,“大上海区域建设计划书”公布,对虬江码头、机场、水厂、道路、铁路枢纽等基础设施进行了规划,包括了市府大楼、图书馆、运动场(今江湾体育馆)、博物馆、市立医院、市立公园、各局办公楼、音乐学院、上海铁路局二路管理局大楼,以及工业区、住宅区的建设。
大致上来说,在抗战前上海市政府完成的道路与公共设施,分别有原市府大楼、原五局办公楼、京沪京杭两路管理局大楼、市立图书馆、市立医院、市运动场、市博物馆、市卫生试验所、上海航空陈列馆等项目,都贯注了董大酉建筑师事务所以及父亲本人的心血。尤其是市府大楼的设计,公开悬奖设计方案,最后由父亲综合各方意见,并参考了各个获奖方案,另行设计建造。这座大楼气魄宏伟,向南端坐在一个高约一层的仿石质基座上,抬高的宫殿摆脱了古典建筑的“平矮”之感,给人以高大宏伟之感。落成时,大楼矗立在旷野之上,气势恢宏,非比寻常。基座前方延伸出宽大的台阶,台阶中间是一块长方形的石头浮雕,称为“石雕御道”。其他诸如博物馆、图书馆、游泳池等,董大酋事务所均参与设计与建造(这些建筑仍能保留下来的,多数已成为文保单位)。
父亲受过现代建筑学教育,并未一味追求西方风格,也没有完全采用中式传统建筑方法,而是兼具实用与美观的新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响应号召与叶落归根
解放后,父亲带头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放弃上海的优裕生活,奔赴陕西。在西安,先后任西北公营永茂建筑公司、西北建筑工程公司总工程师,主持了西安新城广场规划、军医大学等项目。1955年开始,他任建设部民用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
1957年,父亲随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出访苏联与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是建筑部副部长周荣鑫。回国不久,父亲调任天津民用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主持了天津车场道干部俱乐部等的规划设计。
20世纪60年代,父亲已年过60岁了,萌生南归之想。不过,上海户口很难再调进了,于是他想到调回老家杭州。
在建设部的会议上,父亲早就结识了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余森文。父亲虽多年在北方工作,但每到沪杭考察,耳闻目睹,对杭州建设与西湖开拓也有些想法,聊到杭州城市开发与西湖景区建设时,与余副厅长谈得很投缘。有一次,余森文问道,你怎么对杭州那么了解?父亲告诉他,我是一个杭州人,想调回南方工作。余森文听了,非常高兴,经请示后,向他表示,浙江可以“工作调动”,将户口落到杭州。后经上级批准,父亲被邀请到杭州担任顾问。父亲是一级工程师,根据政策规定,可终生任职。
1973年的一天,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令人慰藉的是,他的精神通过设计的有形建筑留存了下来,多数已成为“市级文保建筑”。 (摘自《老照片》第119辑,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