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梳理晚清报刊上的广告,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故事。
石印和铅印的纷争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九日(1894年8月9日),《申报》刊载了文宜书局《真石印绘图〈大明奇侠传〉》广告,推销新石印的小说。第二天,广告重载于《新闻报》,末尾却增添一句:“诸君切勿误购,铅板者内中错字甚多,不堪入目。慎之,慎之!”这是在打击同时也在销售的铅印版。与之竞争者是理文轩,六天后它以“爱观奇书人”的名义在《申报》上刊载广告,指出“理文轩有五十四回,二十馀万字”,且“书品精雅,字迹放大”,而文宜书局“内中抽去大半”,全书“只有廿五回,八万馀字”。文宜书局第二天在《申报》上回应的广告就直接开骂:
所云冒名《奇侠传》,你头虽未伸出,谅你眼亦瞎矣。你之铅版错字甚多也,火油气味也,数月走油变为黄色也,与别店之铅版大相悬殊也,而诸君均悉理文(轩)之旧劣处颇多,馀亦不细说也。
《申报》的“心机”
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1887年8月15日),《申报》上味闲庐的《石印〈后聊斋志异图说初集〉》广告也引发了风波:
长洲天南遁叟,文坛健将,墨海闲人。是书为渠极得意之作,用笔仿乎《聊斋》,命意等于说怪……兹特不惜工本,钞成工楷,复请吴友如先生逐节绘图,同付石印,七月望日成书……每部用红木夹板,洋二元,在上海棋盘街宝文阁,并各书坊发售。
天南遁叟是近代著名作家王韬之号,他时任申报馆编辑部主任,其文言小说集《遁窟谰言》曾畅销于世。八天后,王韬在《申报》上刊载《声明》,对味闲庐广告表示“骇异”,称其抢先出版“真为咄咄怪事”,因为他已将书稿售予点石斋。王韬批评味闲庐“毅然竟为,抑何巧取豪夺一至于此”,并要求它作出交代。第二天,《申报》又刊出点石斋《新书出售》广告。
味闲庐的《后聊斋志异图说初集》,原来就是《点石斋画报》第六号开始连载的《淞隐漫录》,吴友如的插图也是连载时所配。点石斋原计划刊载第16卷后出版单行本,如今味闲庐将已连载的12卷结集出版,它不得已也先出版前12卷,售价一元二角,比味闲庐版便宜八角。广告还预告尚待连载的四卷将归入《淞隐续录》出版。
味闲庐对王韬的回复也刊于同一天的《申报》上,它以“文章为天下之公器”为依据,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声辩。这则回复就载于点石斋广告之旁,这是《申报》的有意安排,以此方式显示味闲庐的蛮横无理,须知点石斋本是申报馆旗下的。
《官场现形记》的嚣张盗版者
《官场现形记》先连载于李伯元(见图)主办的《世界繁华报》,甚受读者欢迎。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前12回先结集刊行,翌年二月与六月,各含12回的二编与三编面世,售价也为一元。各编出版时报上均有广告,而七月二十日《中外日报》上宣布三编出版的广告中,增添了“禀准捕房查办翻刻,各书庄幸勿误收被累”一语。它在报上接连刊载,《时报》头版上竟反复刊登了18次,《中外日报》上也至少刊载了18次,之所以如此密集,是因为出现了气焰嚣张的盗版者。
九月初六日,日商朝日洋行在《中外日报》上刊载广告,宣称“东京新到洋装《官场现形记》,每部售洋壹元”,第二天广告的内容更具体:
早已出版销售,现今在领事衙门备案,准本社出售,并禁止他人冒牌仿造。如有假冒本社牌号仿造洋装式样,查出即禀,提究不贷。
这则广告也在报上反复刊载,正与李伯元说的“各书庄幸勿误收被累”针锋相对。同时,甚至是在同报上刊载广告隔空对战。十月初二日,李伯元在《新闻报》上刊载《南亭所著〈官场现形记〉初、二、三三编》广告,在介绍后,又加上一段话:
前有日商朝日洋行出售洋装翻刻本,蒙日本领事谕令停卖,并函请会审,分府黄司马将托销之席粹甫传案严讯。并此附闻。
可知,经他交涉,日本领事公开立场已是让朝日洋行停止销售,等待英租界会审公廨的裁决。可是十月十五日,《中外日报》上仍出现盗版者《洋装〈官场现形记〉每编一元》广告。朝日洋行在日本领事公开表态后不方便出面,广告便由它旗下知新社署名,坚持销售盗版书的立场并没有变化。
其实就在这一天,英租界会审公廨的裁决已经公布,李伯元第二天即在《新闻报》《时报》《中外日报》上同时刊登了《世界繁华报馆特别告白》:
翻印《官场现形记》者看,看,看!出售翻刻《官场现形记》之席粹甫前因抗传不到,经公堂出票拘提,昨日解讯奉,会审宪判,席粹甫先枷三天。特此布告,各书坊宝号幸勿误售受累是盼。
这成了当日上海滩的重大新闻。可是,受处罚的只是“经理人席粹甫”,主谋者日本人却是毫发无损,对其非法所得也只字不提。 (摘自《文史知识》2023年第2期 陈大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