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包兆龙（中）、包玉刚父子

1982年，万吨轮“世沪”号交船

　　2023年是中国造船的关键之年。在国产航母和大型LNG船成功下水后，大型邮轮2023年也将破冰。因设计建造难度极高，大型邮轮与大型LNG船（液化天然气船）、航空母舰一起，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这艘还未被命名的白色邮轮，计划今年5月底出坞，7月开启试航，争取在11月完成邮轮命名并在今年内实现交付。

　　与此同时，中国船企的LNG船在接下来的3-4年将迎来交船的高峰期。目前中韩船厂正在展开一场LNG船产能竞赛，随着更多中国船厂进入这一领域，未来3-5年将在产量上挑战韩国目前的霸主地位。

　　从2021年开始，全球新造船市场成交船舶1756艘，创2014年以来新高。中国造船业表现依然亮眼。从2010年起，中国造船三大指标先后超越日本、韩国，成为世界造船第一大国。在疫情反复的2022年，中国造船的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

　　“推船下海”

　　2022年，中国有6家造船企业进入了全球造船三大指标的前10强名单。然而，在40年前，当胡可一刚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工程系毕业，进入江南造船厂时，世界船市上几乎看不到中国船企的影子。

　　当时国内造船市场正经历寒冬。计划经济体制下，军工企业比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有更强的依赖性，当时刚历经动荡十年，六机部（第六机械工业部）下属各军工企业长期赖以生存的军品任务骤减三分之二，民品基本为零。基层船厂船台闲置，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船厂“要任务”的信函不断寄送到六机部。

　　针对国防工业躺在国家身上要饭吃的积弊，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军工体制还是同苏联的一样。苏联的体制证明是吃了亏的，主要是不能带动民用工业，不能带动整个经济。因此，我国的军工体制要改革，否则也要吃亏。”他指出，国防工业要以军为主，以民养军。

　　1977年12月6日早上8点半左右，邓小平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国防工办主任和三位即将履新的部长。听完汇报后，他对刚从外贸部副部长调任六机部部长的柴树藩说：“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后来被形象地称为“推船下海”。

　　为什么首推船舶工业进入国际市场？

　　“造船行业是十分国际化的行业，船厂的船东来自世界各地，船舶运输航线遍布全球。”全国政协委员、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技委主任、原总工程师胡可一说，和其他传统制造工业不同，造船行业的竞争更充分、商业化程度更高，相对来说，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国际市场的阻力更小。

　　从1977年到1982年，邓小平12次谈到船舶工业。“我们造的船，比日本便宜，我们的劳动力便宜，一定可以竞争过日本。”邓小平在1978年6月28日在听取六机部和海军汇报后断言。邓小平还建议，“要多造船，出口船，赚外汇，主要多搞中小船，以民养军。”“造船工业最大的问题是技术改造，要积极引进技术。”“引进技术应该是全面的，包括管理在内。”

　　1978年后，中国船舶工业通过引进技术、合作生产、设备进口等多种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快速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按照“推船下海”的指示，在国内无路可走的中国船舶工业要去国际市场上寻找出路，问题是突破口在哪？

　　“长城号”的从0到1

　　“先争取香港船东到国内订船。”六机部经过反复调研，得出一致意见。作为最繁华的国际贸易航运中心之一，香港聚集着上百家船东，其中不乏爱国人士，且地理距离近，语言相通，便于设备维修和沟通联系。几经斟酌，最终将首选船东锁定在了包玉刚、包玉星兄弟身上。　　　　　　  

　　包氏兄弟祖籍浙江宁波，系英籍华人，在香港航运界举足轻重，尤其是包玉刚，其船队规模达2000多万吨，号称“世界船王”。如果包氏兄弟能在国内船厂订船，中国船舶进入世界市场将事半功倍。经过联系，包玉星很快做出回应，将原计划在日本建造的2艘2.7万吨散货船改在中国建造。但也提出，“要按国际规范和国际标准建造，由英国劳氏船级社监造。”这两艘船就是后来的“长城”号和“望远”号。

　　1980年春天，从广州飞往北京的航班带来了一张又一张国际订单。订单有了，谁来造船？六机部部长柴树藩为此单独约谈了原大连造船厂厂长孙文学，孙文学后来回忆，当时之所以敢接下任务，也是铤而走险，“船厂两万多人要吃饭，要干活，怎么能不接订单？”

　　难题接踵而至。国内从未设计建造过符合英国劳氏船级社规范的船舶，没有任何资料，没有相关图纸，但时间紧迫，要7天完成报价设计，38天完成合同设计，33天完成技术设计中的送审图纸。考虑到费用、时间、技术积累等问题，设计团队放弃了从国外购买图纸的方案，决定自主绘制，由上海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负责。

　　一千多公里外的大连造船厂严阵以待，对照新规范，提出了380多条待解决难题和对应措施，但真正动手造船时，还是屡屡碰壁。“长城”号要符合20多种国际公约和规范，要具备32种航运证书，与之相比，当时船厂的工艺技术、管理规范都远远达不到要求。

　　1981年9月14日，“长城”号终于通过严苛的验收，在大连造船厂顺利下水。首航300多天，“长城”号在世界三大洋航行了52000多海里，全部仪器仪表正常。当“长城”号安全返回时，“望远”号已经开始了在大西洋的首次航行。

　　在“长城”号合同签订的同一年，包玉刚又追加了6艘总价1亿美元的建造合同。尽管后来有2艘货船因国际航运市场变化而取消，但中国造船就这样从香港开始，打开了国际市场。

　　在危机中成为世界第一

　　进入世界船舶市场后，中国面临的第一道关卡是学习、适应国际规范。1978年5月，日本三菱重工高级顾问古贺繁一率专家团应邀到中国造船厂考察，在近距离观察工厂设备、产能、工作方式和管理制度后，古贺繁一不无忧虑地告诉邀请人柴树藩，“中国的造船水平至少落后世界25年。”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六机部开始推动中国船厂向日本学习。“中国船厂向日本学习的内容，逐渐从技术交流、业务咨询，发展到派员工赴日考察、进修、培训，继而学习引进日本的管理体制。”胡可一介绍说，一批批技术人员进修回国后，成长为各家船厂的技术骨干、厂长，那段中日蜜月时期，中国储备了一批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专业人才，为国内造船行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顺应国际市场需求，中国船舶建造也逐渐大型化。1999年，大连造船厂首次承建30万吨超大型油船（VLCC），结束了少数造船强国在超大型油船领域里的垄断历史。

　　随着国内各家船厂订单增多，“提高生产效率”成了不得不解决的现实问题。1994年，广州造船厂创造了3.8万吨散货船建造的船台周期和码头周期“双56天”的纪录，按这个速度，一年可下水万吨级船舶6艘，同时期日本效率最高的船台年下水万吨级船舶为8艘。

　　1995年，中国造船业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造船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文龙曾撰文介绍，船舶工业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

　　就在世界造船中心从西欧逐渐转移到东亚的过程中，日韩在造船上的交锋逐渐白热化。1999年，韩国承接新船接单超过日本，次年，韩国新船接单和手持订单均遥遥领先，造船产量也首次超过日本，成为新的世界造船霸主。

　　亚洲金融危机悄然爆发。国际船市低迷，撞上国内税收政策调整，船舶订单不断外流。

　　“再次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不同的是，中国船舶工业已经具备了独立思考和应对的能力，各家船厂都在努力寻找重新融入国际市场的办法。”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李彦庆说。

　　江南造船厂将重心放在了高技术复杂船型的研发上。上世纪90年代末，广船国际（原广州造船厂）为瑞典格特兰航运公司制造两艘高速客滚船，成为中国第一家建造客滚船的造船企业。1997年，沪东中华启动了液化天然气运输船（LNG）的研究工作，经过十年技术攻关，于2008年交付了国内首制LNG船，在全球LNG船建造市场上，再次打破日韩垄断的局面。

　　随之而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结束了船舶行业近六年的繁荣期。“中国船企受到了金融危机重创，但是国内造船行业不断攀升势头已经不可阻挡。”李彦庆说。2008年，以载重吨（DWT）计，中国船舶工业在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船舶订单量这三大指标上均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两年后，中国造船三大指标（DWT）上又全面超越韩国，成为世界造船第一大国。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