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璐诗（右二）和儿子叶凯（右四）、叶伦（右三）

　　在上海宋庆龄陵园东侧，肃静的外籍人墓园里，安息着一位奇女子：魏璐诗。魏璐诗是出生在奥地利的犹太人，系维也纳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但她一生最骄傲的是——“我是个中国公民”。

　　为上海而流泪

　　1933年9月，魏璐诗的父母亲为她远行上海深感担忧，她让父母放心，自己此行是作为短期学者去中国实地考察，并将自己在中国的内容做成节目，在维也纳电台播出。

　　初到上海，魏璐诗接触到的其实并非美好，而是令人厌恶的“震惊”。她以红十字医院名义，去检查工厂的工作环境，看到全是违规操作的“合法生产”：触目的破墙烂屋，工人蜷缩在鸽笼般的空间。

　　为这样悲惨的上海，魏璐诗流泪了，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让她同情底层及反抗的民众。志同道合者开始向她伸出友谊之手。1934年下半年，史沫特莱寻她而来。魏璐诗这样描述第一次见面的史沫特莱：“个子瘦高，戴着一顶宽檐帽，低低地拉下来遮住脸。”史沫特莱比她大16岁，却“像一个热情四射的光团”。

　　宋庆龄的密友

　　上海香山路7号——曾经，这里是莫利爱路29号，为一幢砖木结构的欧洲乡村式小洋房。1935年农历新年，魏璐诗第一次上门，拜访居住于此的宋庆龄。

　　对这次见面，她印象深刻：在宋庆龄家中，她品尝了一道入味的华南小吃——杏仁乳。

　　和宋庆龄见面后，魏璐诗即成为“宋庆龄的密友”，彼此常见面，却又“颇为神秘”。因为在其研究的资料中，找不到一张魏璐诗与宋庆龄的单独合照，不见一纸两人的往来信件。但在宋庆龄与诸多外国友人的信件中，一次次充满情感地提起魏璐诗，关心她的行踪及个人生活状态。如多年后的1942年，宋庆龄给王安娜的一封信中这样表述：“我希望璐诗能来。我匆匆赶回来，就是盼望见到她。”

　　20世纪史沫特莱、魏璐诗、路易·艾黎、马海德……在30年代初中期的上海，他们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洋人”，既是不畏艰险的逆行者，又是特殊的奋斗者，环绕在宋庆龄周围，尽其所能发出自己的光热。

　　魏璐诗一次次推迟回欧洲，最终无以归家。二次大战中，无数犹太人被德国法西斯屠杀。在惨死者中，就有魏璐诗的父母——他们在集中营离世。

　　与鲁迅一见如故

　　有一张1936年10月拍的照片。照片上，鲁迅坐中，身着深褐的长衫服，两颗葡萄纽扣在右胸襟处。一脸瘦削的鲁迅，眼睛望着自己的右侧，似在专注倾听，亦似舒眉微笑。被鲁迅注视的这位女子便是魏璐诗。

　　因为史沫特莱，魏璐诗见到了鲁迅。而鲁迅也与魏璐诗一见如故。魏璐诗多次见到鲁迅，还单独前往，到鲁迅“住在城市北边的排房里”。

　　魏璐诗最后一次见鲁迅在1936年10月8日。那天是在一个木刻展上，许多年轻的艺术家环绕着鲁迅，询问他对木刻作品的评价。

　　魏璐诗一生两次入中国籍，一次是1939年，一次是1955年。

　　魏璐诗一生爱过两个中国人，并在20世纪40年代嫁给了其中一位，诞下两个可爱的儿子。但最终，她爱的人沉湎于自己的专业技术，滞留国外。1951年，她离婚，带着两个年幼之子，“备尝艰辛”地从美国辗转回北京。 2006年，她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摘自2月16日《解放日报》 郑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