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卫平与金庸对弈

聂卫平与沈君山一起打桥牌

　　结缘于桥牌

　　卫平和我第一次见面是在1983年香港金庸先生的宴席上。金庸有一段时期极迷围棋，他有特殊的癖好，都是拜高手为师。不分门派不分辈分，只要艺高，他就要拜为师父，而且拜师仪式一点不肯马虎，往往坚持要行跪叩的大礼。

　　有一次，他要拜王立诚为师，林海峰和我都被请去做观礼的嘉宾，那时他已拜了吴清源、林海峰为师。王是林的弟子，林又是吴的弟子，论年纪王也不到金庸的一半。金十分诚意地要拜，王却怎样也不敢受，僵了好一阵，最后还是搬了一张太师椅来，立诚端坐其上，金庸毕恭毕敬地鞠了三个大躬。海峰虽已是师父，但此时升格为师祖，又受了三鞠躬；立诚赴日学艺是经过我的手试，所以我亦沾光地受了金庸斜斜一拜。卫平的自传中，说金庸坚持对他要行跪叩拜师之礼，经过想亦如此。

　　卫平与我和金庸虽是因棋结交，当然我们更是金庸小说的忠诚读者。自传里聂卫平讲起他和我交往引用的典故，亦出自金庸的《笑傲江湖》。

　　这要从1986年香港一个叫“地中海杯”的国际桥牌赛说起，这是我和卫平第一次正式搭档参加桥牌赛。而当时两岸之间尚未开放。单纯的桥牌赛，招来好些记者，他们问的问题，当然离不了政治。一位记者有点挑衅地问：“你怎么和聂卫平下棋打牌？”我回答：“政治是暂时的，民族、文化是久远的，我和聂先生都是中国人，围棋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对我们相交，我引用了一个《笑傲江湖》中的故事。讲两个江湖人分属敌对两派，但均妙于音律，因乐结谊，琴箫合奏，共创了笑傲江湖之曲。我心目中，与卫平友谊的关系，与之颇为近似。

　　最令人怀念的一次，是1988年在日本，他已连赢了三届擂台赛，那次是参加“富士通杯”，我正好去京都开会，打听到在棋赛结束后的第三天，有一场“高水平”的重要桥牌赛，在卫平赢了“富士通杯”初赛的午夜，我通过电话找到了他，临时决定取消其他约会，去参加这次桥牌赛。到了赛场，才知道这是日本为参加世界奥林匹克桥牌赛办的选拔赛，我们以客卿身份参赛；聂卫平还临时拉了武宫正树（日本围棋棋手）去捧场，最后得了冠军，把武宫佩服得不得了，让聂卫平以后一定要教他学好桥牌。

　　任性的天才

　　像这样愉快的经验，卫平和我分享过多次，但我也曾陪他度过他围棋生涯中最沉重的一夕。就是1989年八月第一届“应氏杯”最后在新加坡的决赛。这个冠军可得到40万美金，为历史上奖金最高的比赛，是应昌期先生为中国人，尤其是为聂卫平举办的。而聂君亦不负所期，一路过关斩将，到新加坡时，决赛的五盘三胜中他已以二比一领先对手，剩下两盘只要再赢一盘，就可以大功告成。大家都以为他冠军已经到手，不料两盘皆北。比赛过后，棋士桥友纷纷归去，只有卫平的机票订在次日，他原预备好好地玩一下，这时只有我一人留下陪他，当天晚上我还是和他一起去吃他最喜欢的日本料理，他一口气吃了两客生鱼片，也谈了一些平常都不谈的话，但沉沉闷闷的，热带的暖风吹得人一身疲乏。

　　在自传里，卫平对他的婚姻和感情生活，有很坦白的叙述。这是另一个我和卫平相交不触及的领域。但是对孔祥明女士，我有另一番独立的尊敬。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孔祥明在女子围棋界是无敌的。和卫平结婚后，她放弃了事业相夫教子。做天才的太太是不容易的，卫平是天才，而且是不会照顾自己又相当任性的天才。孔女士相夫，最重要的是在棋艺上激励督促丈夫，卫平在擂台赛的杰出成绩，孔祥明是很重要的因素，这在自传里，卫平也承认。

　　我和卫平的朋友大半都认识而且熟识，但卫平从未给我介绍，而我也从未见过他的妻子。“应氏杯”决赛最后一局失利之后，我在旅馆房间里忽然接到卫平的电话，声音低沉，要我到他房间里一下，我去了，气氛实在不好。我在这样尴尬的情况下，第一次和孔女士见面，他们也许要我缓和一下气氛，但安慰的话似乎也多余了。

　　1992年冬我到北京，离京前夕的晚宴上，棋院的朋友告诉我聂卫平和孔祥明分手了，刚刚办完手续。我忽然兴起非得去看孔祥明一下的念头。那天特别冷，我们就在体育馆屋檐下，在刺骨的北风里谈了十几分钟话。我大致是说，我是以一个台湾棋友，而不只是卫平的朋友，向她致尊敬之意。她当然是谦虚了一番。我送了她一瓶“金门高粱”和一本蒋梦麟的《西潮》。后来，每年孔女士和我在圣诞节都通讯问候。她首次访台，我们又第三次见面。数年前，她告诉我还保留着那本《西潮》，烦闷时翻阅，书里的内容每次都给她一份激励。　　

　　（摘自《浮生三记》，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