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右）与萧叔玉合影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中仅有两名政治学学者，一位是钱端升（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另一位就是萧公权。他曾经感慨：“我是一个不幸环境中的幸运之人。”

　　伯父恩重如山

　　1897年11月29日，萧公权出生于江西南安。他出生仅一个月，母亲病逝，12岁那年，父亲病逝。虽然父母相继病亡，但萧公权并未生活在不幸的阴影中，他被过继给了大伯父。大伯父在商界颇有名气。他向来很关心萧公权的生活，对他的管教也相当严格。萧公权八九岁时很顽皮，时常在外面玩闹嬉戏。一次，大伯父严肃地对他说：“这样没规矩，不像一个斯文人，将来只好去抬轿。”后来萧公权发奋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大伯父又在背后夸奖他：“科举废了，否则举人进士这孩子应当有份的。”

　　1914 年，17岁的萧公权壮着胆子表示想去新式学堂读书，大伯父当时未置可否，但次年便亲自送他去上海投考学堂。萧公权的二伯父在政界任职，退休后定居上海，他对家族中的晚辈关爱有加。萧公权在上海读书时，每逢节假日就住在二伯父家。

　　在萧公权的求学生涯中，二伯父的三儿子萧叔玉给了他很多帮助和指导。正是在萧叔玉的鼓励下，1918年萧公权报考了清华学校高等科三年级。萧叔玉与萧公权同庚，但比萧公权早两年考入清华。当时报考清华者均是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只有萧公权一人是以中学毕业生身份报考的。

　　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萧公权得以赴美留学，二伯父特意奖给他100元钱。赴美那天，二伯父还亲自把萧公权送到上海码头。

　　博士论文一鸣惊人

　　1920年，萧公权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新闻传播。之所以选择密苏里大学，也是因为萧叔玉在这所学校留学。

　　萧公权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学习新闻专业，遂果断转入哲学系学习。1922年夏，萧公权获得了学士学位，当年秋天又考入研究院攻读硕士，并于1923年6月以论文《多元国家理论》获得硕士学位。1923年9月，萧公权考入康奈尔大学师从狄理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主修哲学，辅修政治学。

　　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20 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版即成国际名著的，只有两部，其中一部就是萧公权出版于1927年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主义：一项当代政治理论研究》。

　　萧公权能写出如此杰出的博士论文，得益于他的导师狄理教授。狄理指导学生偏重启发，而非一味地说教或灌输。他从不强求学生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鼓励学生自辟境地。学生所见即便不合他的主张，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可。1925年，萧公权着手写博士论文。他问狄理教授，是否每写一章请他审阅后再写第二章。狄理教授认为不必，说：“关于政治多元的种种，到了现在，你所知道的应当较我为多。我未必对你有多少帮助。何况这是你的论文，你应该根据你自己的心得去撰写。”

　　萧公权用近一年时间完成了八万字的博士论文。狄理教授和其他几位指导老师都对论文表示满意。一位教授更是第一时间把这部论文介绍到伦敦保禄书局，书局当即将其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准备出版。萧公权获悉后十分快慰：一是论文一字不改，便由英国一家重要书局出版；二是因为论文入选的丛书共有80多种，且都是名著，包括梁启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英译本、罗素的《物质的分析》、考夫卡的《心的生长》等。博士论文的出版，让萧公权一夜之间跻身世界顶尖学者行列。

　　知新不弃故

　　1921年，一位中国女子来密苏里大学读书。早一年来此求学的萧公权熟悉环境，便给她不少帮助：为她找住处，指点她如何注册选课，领她去图书馆借书等。1922年，女生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萧公权与她书信往来，保持联系。1923年，萧公权去位于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读博。次年，那位女生和一位女同学结伴到伊萨卡度夏。萧公权尽“东道主”之谊，领两位女生游览观光。

　　在一些熟人眼中，萧公权与那位女生似乎在谈恋爱。但萧公权出国前，家中长辈已为他说定一门亲事。萧叔玉听说他和一位女生来往密切，担心他移情别恋，就写信给他，建议他和在国内的未婚妻通信。这也是在委婉地提醒他，和其他女性交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萧公权接受了萧叔玉的建议。

　　萧公权有位族侄也在美国读书，曾来伊萨卡游玩。这位族侄劝萧公权不要受传统束缚，要敢于自由恋爱，追求自己的幸福。萧公权知道，自由恋爱在“五四”之后的知识分子中很流行，他对此却不完全认同。他和这位族侄作了一次长谈，详细讲述了自己对婚姻的看法，青年人因一时感情冲动而结婚的，不在少数。这样的婚姻虽是自己的选择，但结局不一定让人满意。他提醒族侄：“婚姻是否美满，关键在当事人是否有志愿，有诚意，有能力去使之臻于美满，而不在达成的方式是自主或包办。”

　　1926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的萧公权回国，11月与未婚妻薛织英结婚。这场婚姻延续一生，中间他从不曾分神。

　　后来，萧公权在北京任教期间读到胡适的书，惊讶地发现，胡适对中国式婚姻的看法竟与自己不谋而合，非常高兴，大有“吾道不孤”之感。萧公权认为，作为新文化开路先锋，胡适为当时的年轻人开辟了一条“知新不弃故的婚姻之路”。萧公权走的正是这条路。

　　学术研究没有断裂

　　1932年至1937年，萧公权在清华任教。萧公权说，他在清华的五年教书生活，“几乎接近理想”。全面抗战爆发后，萧公权未随清华南迁，而是通过向学校请假的方式，只身赴川就任四川大学庚款讲座教授。此后，他因种种原因没有返回清华，波折不断，终至辞职。

　　抗战期间，产出卓越学术成果的学者少之又少。但萧公权在成都四校（川大、燕京、光华、华西）之间奔波糊口的同时，写出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但在学术上成就事业，在人格上亦值得敬仰。抗战胜利后，他受老同学兼老同事顾毓琇之邀前往南京，任教于国立政治大学，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49年萧公权赴台湾讲学，旋即赴美，在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和“中国社会制度”等课程，先后出版《中国乡村》《帝制中国的和解》《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等著作。

　　1968年，萧公权退休，退休前的最后一堂课颇显他的艺术气质。课程内容讲毕，萧公权提到哲学家桑塔耶那在哈佛大学上课时，忽见窗台上的知更鸟，回头向学生们说“我与阳春有约”，时年还不满50的桑塔耶那下课后即辞职退隐，专心著书，从心所欲。萧公权说自己不是要学桑塔耶那，但知道一个桑氏不知道的秘密：按照北宋邵雍的说法，任何事物129600年后都会一一重现重演。他与同学们相约于129600年后再见，便离开了教室。1981年11月4日，萧公权逝世于美国西雅图寓所。

　　虽然一生几经播迁，但与同时代学人相比，萧公权的幸运之处在于，他总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既没有断裂，也没有受束缚，他写出了多部流传青史的学术著作，享誉学林。

　　（摘自《名人传记》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