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一向自称来自“师大”，绝不出现“北京”二字。这不仅是因为“首都师范大学”还没有从“北京师范学院”中诞生，不会与之混淆；重要的是所谓“北清人师”四大名校的说法一直流传甚广。那时最令“师大人”洋洋自得的，还是校园里的先生们。

　　可爱的“启爷爷”

　　我是1984年进的中文系，写作和书法是一年级中国语言文学师范生的重要课程。教书法的秦永龙老师是一个筋瘦而热情的人，总是用粗大的毛笔蘸着清水在黑板上示范书写，常常是在挥手完成一个漂亮典雅的字形之后，就特地回头告诉大家：“这个字，启先生就是这么写的！”

　　大家也在不断熟悉“启先生书法”之中持续增长着对这位无缘得见的中文大师的崇拜。有几位特别痴迷者被我们戏称作“小启功”，他们时时称颂的启先生也被我们打趣为“启爷爷”（见左图）。中文系流传着的各种传奇都一再烘托着这位白发圆脸、胖乎乎的、满眼天真的老教授，让人备感亲切。

　　那时70多岁的启功先生已经不为本科生开课了，但却时不时出现在学校的讲座上，讲书法、讲音韵、讲诗词格律。他的讲述轻松诙谐，寓艰深的道理于平实的家常谈话之中，在中文系师生中留下了许多久久流传的“段子”。例如以火车过铁轨的铿锵解释诗歌节奏，学驴叫证明汉语有“四声”，自述如何创制“水墨南瓜”讽刺所谓的“后现代书法”，等等。但凡先生有讲座，总是座无虚席，席间笑声不断，掌声不绝。

　　唯一一次近距离拜见启先生的机会出现在我们大学二年级的冬天。因为学生社团活动，我和一位姓吴的同学一起去了先生的寓所。那个年代的师生见面也没有什么预约，我们就这样冒冒失失地站在了小红楼的门口，前面还有一位中年先生也在敲门。房门开启，我们看见了令人惊讶的一幕，只见满头白发的启先生右手下垂，左膝前屈，一路后退打千，不仅对前面那位先生，连对我们也一并施礼。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第一次在银幕外看到如此隆重的旗人礼数，一时间手足无措。

　　两代学者的“立人”追求

　　1980年代的师大中文系，课堂教学的主力是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师，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是刚刚博士、硕士毕业留校的，正在“新启蒙”的学界冲锋陷阵，锐气十足。这些教师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现代文学博士王富仁（见中图右，与杨占升先生等在师大校园），还有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蓝棣之，以及毕业于师大本校的赵仁珪、王一川、罗钢、郭英德、谢思炜等。

　　那个时候，这些人气很高的老师们在院系都还属于青年教师，居住在师大院里一些狭小简陋的筒子楼内，楼道里多拥挤不堪，塞满了炉具、灶、锅碗瓢盆，能有一间住房已经不错。

　　老师们不嫌寒碜，对愿意拜访请教的学生一律来者不拒，常常是屋里坐满了各路访客，国家社会、学术人生，满座高谈阔论，时至深夜而不退，家中的其他成员只能默默地躲藏在房间的某个角落。王富仁老师家的访客可能是最多的，从早上到夜半，络绎不绝，甚至到饭点了也有突然“驾到”者。

　　博士毕业后王老师已经联系好了山东大学，准备回乡任教的。但是副导师杨占升先生爱惜后学，决心以一己之力为师大挽留人才，在与学校后勤几番交涉无果之后，决定亲自出马寻觅房源。每日饭后，他都围绕校内教工宿舍转悠，一栋一栋地查看记录。杨先生带着自己详尽的调研结果找到校长王梓坤，要求学校特事特办，后勤最终让步了。于是，王老师得以全家迁入，算是接受了师大留人的诚意。

　　新时期之初，师大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带头人之一杨占升先生最早阐述了鲁迅的“为人生”的“立人”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王富仁老师在1985年高举“思想革命”旗帜的学术基础与思想渊源。而杨先生的宽厚仁和与理想主义，也就是实实在在地践行着现实世界的“立人”追求。

　　我还想重回童老师的课堂

　　在1980年代的师大，在生荒地努力开垦、最终打造出一片学科高地的，除了杨占升先生，成绩最为突出的就是童庆炳老师（见右图）。杨先生力邀鲁迅博物馆的李何林先生到师大兼职，方才建成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文学博士点。同样，童庆炳老师以“副博导”之名，勉力协助年逾八旬的黄药眠先生开创了中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

　　1988年秋天，时任师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的童老师与作协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亲自为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授课，莫言、余华、刘震云、毕淑敏、迟子建、刘毅然、徐星等都是他班上的学员。就这样，在告别1980年代之后，人们经常提及童老师之于“学科建设”的种种功勋。而在我的记忆之中，童老师却一开始就活在他的文学理想之中，是一个满怀梦想而不断突破学术制度限制的理想主义的文学人。

　　1984年9月初，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第一次踏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在东门新生接待处登记之时，一位中年教师得知我要去西南楼住宿，便温和地说：“我带你过去吧。”说着就顺手拎起一件我的行李，另外一只手还提着自己的黑色公文包。从师大东门到西南楼学生宿舍，距离不近，这位老师一直帮我拎着行李走进房间。这时候，有几个高年级的学长在敞开门的房间里闲聊，一见老师立即毕恭毕敬地说：“童老师好！”临别，童老师还对他们叮嘱：“这是新同学，你们可不能欺负他！”

　　童老师是我大学第一课的老师，他善于将抽象的文学理论融入大量生动鲜活的生活与创作故事之中，因此成为中文系一年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他在课堂上讲述自己刚刚出版的中篇小说《生活之帆》（与师母曾恬合著），还取出黑色手提包的物件一一给我们展示：教材、讲义、从图书馆借来的资料，还有为家中晚餐购买的切面，等等。他说：“这里面包含了生活的许多方面，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文学就是在这样既现实又理想，既物质又精神的混杂中诞生的。”

　　童老师备课一丝不苟，为学生的小事奔走操劳，他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我讲着课，正谈笑风生，就在这时我倒在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童老师参加的几次文学批评奖，都是学生得了一等奖，自己居于二等甚至三等，他反倒是兴高采烈。

　　童老师亲自指导的一批博士研究生，都成为新时期中国学界强势崛起的群体。　　（摘自《传记文学》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