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见图）是清代中后期汉学的一面旗帜，久任浙江巡抚、两广总督、云贵总督，政绩斐然，又以提倡学术、整理文献、培育人才之功为最巨。然而，相比浙江、广东等地纪念阮元之盛况，他在云南却没有什么存在感。为何如此呢？
沉寂与非议
首要原因是，阮元在滇的文化事业相对沉寂。阮元在浙江、广东创办书院，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籑诂》《皇清经解》诸书。然而督滇九年，一未建书院，二不刻书，三无育才实绩。尽管也有弘文事迹，但显得不成体系，如主持编纂《云南通志》，重修武侯祠等历史文化景观，并未发挥振兴文教的效应。
文化沉寂之外，阮元在滇还惹来非议。昆明大观楼长联被誉为“天下第一长联”，出自乾隆中期昆明布衣孙髯之手，传诵海内。孰料阮元到滇后，率意改联，并另行制板悬世。阮元之所以改联，一是认为髯联用词繁丽，不够准确。二是髯联对仗不够工整。三是维护“政治正确”。阮元认为髯联宣扬功业成空的“负能量”，且影射到清朝统治，故而“扶正而消逆”。
道光十五年（1835）二月，阮元离滇之前，重修昆明五华山武侯祠，彻底惹恼滇人。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载：阮元改联，“滇人讥其鄙俗”。“阮元闻而衔之，题联于五华山武侯祠以报复，联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英姿有灵，礼乐其可兴乎？’以辱滇人，因此结怨云。”
其学问，滇人不甚尊尚
关于阮元在滇文教事业的沉寂，仓修良、美籍学者魏白蒂曾提出看法：一，阮元在滇，年迈志衰，精力大不如前；二，缺乏学术幕僚的协助；三，云南穷乡僻壤，学术出版缺乏绅商的财力支持；四，家庭变故。仓修良说：“这几年中继妻孔璐华、爱妾唐庆云和长子阮长生先后死去，这对年届古稀的老人来说，精神上必然受到影响。”以上四端都是实情，但仍属表象。事实上，让阮元最为无奈的是云南汉学氛围的稀薄。
就汉文化传播而言，内地一直是领跑者，云南则是跟跑者。至清代，云南儒学教育和传播深入人心，士人大多以科举为志业，以官方提倡的理学为尊尚，而对“不为稻粱谋”的乾嘉汉学新风罕有了解和接受。阮元是清中后期乾嘉汉学起承转合的代表人物，其学以训诂为本，推崇回归经典诠释，汉学为根本。可见，阮元之学，“滇人乃不甚尊尚”，背后隐藏的是乾嘉汉学与宋明理学的冲突。
在阮元的学术朋友圈里，云南浪穹人王崧几乎是唯一的滇人。王崧，字乐山，嘉庆己未科进士。阮元曾任该科会试总裁，故二人有师生之谊。阮元曾勉励王崧：“乐山若更以己所通之经史正学启迪后人，则滇人之学必益进而不限于科名时艺矣。”这句话表露出对滇人热衷科名而罕知汉学的一丝无奈。
不过，王崧给予阮元的学术协助是有限的，他虽为阮元门生，但年长阮元12岁。道光十年（1830）正月二十日，阮元67岁生辰，79岁的王崧、104四岁的刘廷植受邀前来。阮元作诗云：“三人二百五十岁，隐入竹林同所憩。”对于三个桑榆老人来说，除了吃茶谈天，很难再有精力组织起“重大学术项目”了。
文学内部的冲突
学术之外，阮元被誉为“诗亦一代正宗”，但阮元在滇诗作之中，屡屡流露出对滇地蛮荒少诗家的轻蔑态度。如《作石画记并题》诗云：“滇少诗画友，得友在石中。”阮元在滇，一直没有主动融入地方文人社会之中，酬唱往还的只有其子阮福以及滇抚伊里布、学政李棠阶等少数高阶官员，而与本土诗人几无交流，这导致他一直保有“滇人无诗”的隐性看法。
事实上，“滇人无诗”只是错觉。明清云南诗歌创作的繁荣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明嘉靖三年（1524），谪居云南的杨慎已注意到滇人“学不为科举而恒嗜声律”的传统，至清代，诗歌创作更盛，编纂《滇南诗略》《滇诗嗣音集》《滇诗重光集》等云南诗歌总集百余种。
清中叶以来，带有学究气的学人诗创作形成风潮。滇人不喜考据学，学人诗自然也不合滇人口味。阮元被认为是“清代中期学人诗最后一位宗师”，他并未摆脱好以学问入诗、喜用典故獭祭的学究气。有别于大多内地人对阮诗的推崇，滇人对其诗颇多微词。某种程度上说，阮元在云南文学领域遭遇到了尴尬的境地。
落后的“怀德柔远”
“怀德柔远”是中国古代王朝经略边疆的传统模式。作为云贵总督的阮元，以“抚靖边夷”为治滇第一要义。他以夷制夷，招募傈僳人防御边地“野人”；申说儒家“孝悌”准则，解决车里土司刀绳武与刀太康纠纷案。阮元重修武侯祠，不仅配祀南征功臣，且增塑受降夷酋，传递的仍旧是蛮夷臣服、礼乐教化的统治信息。
然而，阮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时代变化：道光朝的云南已非汉唐时代的云南。明代以来的云南社会，汉人士绅阶层的广泛勃兴。他们早已完成了从客居移民到世居云南人的土著化进程，而且奠定了“汉人居城，夷人居野”的主体格局。反观阮元主持编纂的《道光云南通志稿》，则将南诏、大理列入《南蛮志》的《群蛮》之下，仍在顽固坚持着“怀德柔远”的历史想象。
在阮元督滇的时间节点上，云南士人希望重新讲述云南“华夷一家”的历史，而不是将云南及其民族视为“怀德柔远”叙事下的王朝附庸，更不能忍受将他们异化为“反派”或“蛮夷丑类”。很显然，阮元坚持的“怀德柔远”模式，已经不再适应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阮元督滇九年，总体是惬意闲适的，然而内心又是极其孤独。事实上，他一直没能真正融入到云南的“当时此地”，反而更热衷于营造宜园这个壶中天地，似乎是一个身处滇南而又游离于云南社会之外的人。
（摘自《读书》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