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万亿元，同比多增6.59万亿元。其中，储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这与2021年全年的水平相比，多增了7.94万亿元。

　　更令人关注的是年轻人的选择。2021年，一项超2万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显示，养老储备日渐受到中国年轻一代（18-34岁）的重视，储蓄率创下2018年以来的新高。其中，76%的年轻一代表示，增加储蓄的原因在于“增加应急储备”。

　　“超前消费无法抵抗未知风险”

　　30岁的莫星（化名）就是储蓄大军中的一位年轻人。如果用“0”来标注大多数人存款的起点，那么莫星的位置在“负6万元”。

　　她花了近2年时间，才在去年还清全部负债，其间，她换了3份工作。

　　“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攒钱真的很重要。”2022年5月10日，当莫星还清负债后，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留念。

　　这笔负债最初发生在莫星大学毕业前。那时，忙于秋招实习的莫星不好意思向父母开口借钱，用助学贷款和从“借呗”借出的钱租房、购物等。

　　后来，莫星入职了上海一家银行的信贷部门，每月5000多元的基本工资更让她觉得还清负债遥遥无期。此时，她的贷款本金加利息已累积到了6万元。

　　“现在想想，如果当时不是被那6万元困扰，就不会只计较收入，忽略了银行那份工作长远来看的好处。”莫星意识到工作稳定和福利保障的重要性。

　　她把所有的东西重新分门别类整理出清单，不是必需品就绝不购买，为了防止自己抵不住诱惑，她还卸载了购物App，“没有了就不会刷了，不刷就不会心动”。在还清欠款后，莫星还注销了信用卡和“花呗”，她决定“不超前消费，只用余额来生活”。

　　风险厌恶

　　在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张小雨（化名）也开始学会精打细算生活。2020年年初，她和老公在杭州买了房，那一年，她还当上了妈妈。背着贷款和养娃“两座大山”，她觉得任何风险都是不可承受的。

　　张小雨的老公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一家的收入大部分系于老公的工作。这几年的行业内一些公司在裁员，让她更没有安全感，想要有更多的存款。“会担心第二天醒来老公收到裁员通知，然后就反复查看存款上的数字，盘算能维持几个月的开销，可以给自己多久的缓冲期。”

　　这些行为的背后共同指向近些年居民的行为逻辑——风险厌恶。在经济学界，有学者甚至用“超额储蓄”来形容如今中国的高额储蓄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陈彦斌认为，2022年出现的居民“超额储蓄”现象，主要源于居民消费意愿下降导致的储蓄被动上升。但最重要的是，“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增加，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转弱，从而导致预防性储蓄上升并引发‘超额储蓄’。”这位学者表示。

　　能否转化为消费

　　陈彦斌表示，这几年居民储蓄意愿增强是疫情冲击等阶段性原因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深层次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扭转收入分配失衡的局面，切实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至关重要。

　　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对此列出了一组数据：202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21.02万亿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6883元，那么全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总额在52万亿元左右，占GDP比重为43%。“这个比例在美国是80%以上、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也超过70%，即使是欧洲很多高福利国家也在65%左右，中国的消费不振，核心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速在放缓，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

　　“促消费关键要从收入端发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让大家有钱可花。”滕泰说。

　　“存钱需要一种仪式感。”在医药行业工作的白雯欣（化名）今年计划存款5万元，她制作了一个“存钱计划（2023）”电子表格，分设了36单存钱计划、52周存款。

　　存款上的数字，对白雯欣来说意味着成长。“我现在是在过日子，而不是小孩子了”，在她看来，有计划的生活才是过日子，存钱，就是在经济方面的计划。

　　为了更好地经营自己的生活，张小雨也在琢磨如何把日子过得“又好又省”。她几乎已经不去实体店买衣服，家里的用品也多是网购，有些不急需的商品，她会等到店家搞促销的日子再一起买。去年“双11”前，她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挑选商品，多方比价，算好优惠券叠加，连付款方式的优惠都考虑得清清楚楚。

　　今年春节前，莫星实现了自己的第一个5万元存款目标。过年期间，她用这笔钱给父母安排了婚纱照拍摄和全身体检，一个假期下来，她的余额又回到4位数。但能让父母开心，她一点也不觉得心疼，“都是该花的，而且能用我存下的钱，其实挺有成就感的。”

　　（摘自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张均斌 袁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