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丰子恺（左一）等在杭州招贤寺

1925年，一位英国人拍摄的拱宸桥

杭州城站旧照

　　百年来，杭州的拱宸桥频繁出现于不同的记载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交通枢纽的地位。

　　高梦旦郑振铎翁婿经此赴莫干山

　　1922年5月4日，应陈叔通游天目山之邀，庄俞、王仙华、高梦旦、孔大赉结伴从上海乘火车赴杭，入住湖滨旅馆。次日晨6点钟，启程赴拱宸桥。同行者除了上海四位，还有杭州的陈叔通、夏剑丞、沈蔼如、左南生、徐亮闻、楼仲孝。他们之所以到拱宸桥，乃因前往余杭、临安，得从拱宸桥启航。

　　就水路而言，杭州往西、往北、往南——即走水路出杭至沪、苏、宁、津、京等地和自北入杭，过钱塘江到浙南、浙西乃至闽、赣，拱宸桥都是必经之地。

　　与庄俞等人同游天目山的高梦旦，是翻译家郑振铎的岳父。

　　1926年夏，白天要到编译所上班，写稿只能熬夜的郑振铎，已有将近两个礼拜写不出东西。

　　高梦旦夫妇看着日渐消瘦、眼中常含血丝的郑振铎，心疼又担忧。

　　高梦旦是商务印书馆的高层，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近代避暑旅游正兴之际，莫干山是上海名流风靡的避暑胜地。商务印书馆的人常到莫干山避暑。

　　于是，高梦旦老两口子便劝郑振铎把笔放一放，一起到莫干山休养。

　　1916年，沪杭甬铁路局为便利莫干山避暑旅客，专门推出沪莫联票，雇定车、轿、汽船在拱宸桥接送游客。

　　从上海到莫干山，成了一日可达的旅程。

　　俞平伯《城站》中的记录

　　1907年沪杭甬铁路通车以后，拱宸桥的商业虽有所影响，但其交通地位却依然稳固，尤常发挥“救火队员”的能量。

　　原因之一，近代军阀混战，铁路时常停开，航运从中得利。例如俞平伯《城站》最后一段写道：“听说江南去年唱过的旧戏，又在那边新排了，沪杭车路也不通了。”所谓江南去年唱过的戏，指的就是1924年的江浙战争。

　　俞平伯生于1900年，《城站》作于1925年10月6日。26岁的他在《城站》里说：“我最后一次去杭州，从拱宸桥走，没有再过城站。”

　　当然，这并非他人生最后一次到杭州。1956年5月17日，俞平伯、邵力子、许宝驹、马寅初、严景耀等一行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浙江。第3天上午，他们到当时还归属拱宸桥的康桥视察。5月22日，俞平伯从卖鱼桥搭乘杭湖班小轮船返德清故乡，早上8点钟船泊拱宸桥码头。八十多位嵊县人挑着茧担，在此登船到德清烘茧。

　　原因之二，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美势力无暇顾及中国，内河航运进入黄金发展期——铁路局在莫干山获利的主要机遇也在于此。

　　简而言之，在近代，当铁路停运，运河就成了救命线，拱宸桥就成为逃生的梯子。例如：1927年，“四一二”事件期间，整座上海陷于腥风血雨之中，沪杭铁路停运，郁达夫正是通过运河脱离险境，到达拱宸桥。

　　丰子恺逃难记之拱宸桥问答

　　1937年11月6日下午2时许，丰子恺坐在缘缘堂书斋构思《漫画日本侵华史》。“忽然一阵冰雹似的声音在附近的屋瓦上响过，接着沉重地一声震响。墙壁摆动，桌椅跳跃，热水瓶、水烟袋翻落地上，玻璃窗齐声大叫。”这一天，日寇空袭石门约两个钟头，投下十余枚炸弹，其中一枚就炸在缘缘堂后门外。

　　11月21日下午1时，丰子恺率家人和亲友仓皇登船离乡，开始了历时8年，行程6000余里的流亡生涯。次夜，船泊拱宸桥下。各种令人绝望的信息纷至沓来——有倭寇已到濮院的传言，有桐乡正在屠杀的说法，有钱塘江桐庐之船难觅的消息，等等。

　　出于安全起见，丰子恺忍痛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蒋坚忍著）和《漫画日本侵华史》扔进了运河里面。行李和其他书籍也是精简再精简，“结果只剩几册几何演草等买不到的东西而已”。

　　当时，拱宸桥很多挑夫都已去逃难，好不容易找到两个挑夫但行李并作两担又太重。挑夫不干，丰子恺只得又劝大家精简行李，他则连两条上等丝绵被和几件较新的衣服也丢弃了——每当想起这事，丰子恺就十分后悔。

　　起初，他反复问自己：“缘缘堂中无数的衣服器具书籍尽付一炬，何以反不及拱宸桥抛弃的一些东西的受人怜惜？”

　　他给自己的答案是：“后来一想，这里边大有道理：缘缘堂所损失的虽多，其代价是神圣抗战以求最后胜利，是大家所甘心的。拱宸桥所损失的虽小，但由于慌张与无计划，因此足以引起长期的后悔。我更加怀疑世间注重物质的人了，人根本是唯心的动物。义之所在，视死可以如归，何况区区身外之物，情所不甘，一毛也不肯拔，何况拱宸桥船里崭新的丝绵被与衣服呢。”　　 （摘自3月3日《杭州日报》 任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