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湖北宜都人，现居上海。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刊发表作品二百余万字。曾获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佳作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以及曾获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湖北省第五届屈原文艺奖等奖项。著有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等，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家庭生活》《基因的秘密》等。

　　（选自《上海文学》2023年第2期）

　　妈妈去世了。我在街上找了个殡葬公司。公司里的人问我宴席预计多少桌，我说没有宴席，又问追悼会多大规模，我说没有追悼会。我向他们解释，妈妈是第一次到杭州，才待了一天半，我们也是杭州的新人，才待了一年半，没有人会来参加妈妈的追悼会。

　　如果是这种情况，恕我直言，你不如直接打电话给火葬场。

　　不，我找你们，是因为我想要给她一个仪式，我想让她很规范地死一次。

　　经过再三讨论，殡葬公司同意了我的请求，比起他们的付出，收费着实不便宜，但我心甘情愿，我甚至打定主意用信用卡支付，因为我的钱不多。

　　他们让我去选服装。女装有点像汉服，白色、粉色、淡蓝色、黄色，上下颜色统一。我想起一件事，问他们能不能自己配色，我想要白色的上衣，黄色的裙子。接待我的人转了转眼珠，说不可以，如果你一定要两种颜色，可以买两套，上下错开穿。我有点不高兴：只有一个死人！那人非常沉得住气，他告诉我，可以把两套衣服颜色错开，套在一起穿。

　　我没有像那个人说的，把两套衣服都给妈妈穿上，我把多余的那套扔了。妈妈穿着白上衣黄裙子，躺在紫色金丝绒棺材里，生动得根本不像死人，像是闭上眼睛在跟我玩一个装死人的游戏。

　　很长一段时间里，妈妈似乎只有一条裙子，黄颜色，像土豆切开的那种黄，无领，无袖。她肯定不止一条裙子，不知为什么，我的记忆里，永远只有那条黄裙子。

　　她不是个喜欢在穿衣上动很多脑筋的人；夏天，她单穿那条黄裙子，露出她的长胳膊长腿；秋天，她往裙子里面塞一件衬衣或T恤；冬天，她在裙子里面穿毛裤，上面再裹一件厚厚的棉袄。全城只有她一个人这样穿，全城的人也只允许她一个人这样穿。在我们那个小城，女人们只在七八月份才穿裙子。因为她来自北方，他们原谅了她一个北方人在南方的窘迫和无所适从。

　　妈妈是北方人，说普通话。这使我从小就能在妈妈和奶奶之间灵活切换两种口音。到了吃饭时间，奶奶问我：你妈妈又不吃饭？又吃馍馍？又吃饼？奶奶总说她不知道妈妈在说些什么，妈妈也说她只能听得懂奶奶二三成。

　　奶奶是我们家的大厨，一出手就是六七个菜，大盘小盘摆在木质方桌上，杯盘碗碟点缀其间，不把一张饭桌填满不罢休。妈妈不喜欢这样的大饭桌，也不喜欢米饭，她说米饭里面有水，菜里面也都是水，她不喜欢吃太多水。她买回来一个不锈钢大锅，又买回来一袋面粉，趁奶奶不做饭的时候，她胡乱捏一些面团，再把那些面团放进锅里，不一会儿，就有胖胖的大饼拿出来。我不喜欢吃她做的饼，我觉得没有外面卖的包子好吃，也没有奶奶做的米饭好吃。这也是她最生我气的地方：一个人怎么能说自己妈妈做的饭不好吃呢？奶奶也吃过她做的饼，她咬了一口，表情复杂。

　　也不甜，也不咸，你觉得这是个什么味道呢？奶奶很客气地问妈妈。

　　这就是馍馍的味道呀。

　　奶奶最终没让馍馍爬上饭桌，妈妈也没有认输，她把卧室做了点小小的改动。她买来两扇屏风，在卧室里隔出一块小小的角落，在里面摆上一个电炉，一只锅，隔几天那里就热烘烘的，然后就有比脸还大的饼一个个从锅里跳出来。她会在饼上压一个大大的字，把压了字的饼递给爸爸，爸爸看了，一笑：你这手艺，只学到了形，没学到神。妈妈说：那是因为这里的土地长不出我要的香料。

　　那，你回去吧？回去到处都是馍馍。

　　你休想！妈妈轻蔑地斜他一眼，从饼上揪出一小块，很享受地扔进嘴里。

　　这时他们之间还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叫她回去的话还属于打情骂俏。很多个傍晚，他们肩并肩出去散步，晚风吹在他们年轻的脸上，吹起他们的额发，露出饱满光洁的脸，他们就算不笑，脸上也是兴奋而甜蜜的。很多人望着他们的背影窃窃私语：他去了一趟新疆，带回一个老婆。真的吗？新疆的女人这么容易带走吗？

　　妈妈有记日记的习惯，她并不将它视为秘密或隐私，她就将它放在衣柜里，或是压在枕头底下。在我还不识字时，我指着那个笔记本问她：这是什么？她说：这是我自己对自己讲的话。等我识字以后，我很容易就翻开了它。我在那本日记里看到了她和爸爸的故事。

　　那时她把他称为“南方小伙子”，那一年，南方小伙子从他待了三年的轧钢厂失望地跑出来，他发现工厂跟他在技校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工厂里尽是些老头子老阿姨，以及一些说起话来词不达意的笨蛋，厂长在会上发言，一不小心就读错几个字。然后他发现那些几乎不大说话的老头子老阿姨，其实都是聋子，那些总是说错话的笨蛋们，也是半个聋子，这些半聋子马上就要变成老头子老阿姨那样的全聋，因为轧钢厂的车间实在太吵了，在耳朵里塞上棉花都不行。他知道他必须走，除非他不想要他的耳朵了。他收拾了一个双拎手提包，里面装着两条裤子一件上衣，一双鞋，两本他喜欢的书，一支笔，一个软壳笔记本。笔记本里有他胡乱写下的只言片语，几个可能会用到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以及从书上抄来的段落。他是个安静的小伙子，白净面皮，红而湿润的嘴，丹凤眼，黑发乌亮。他第一天出现在车间里，所有人都回过头来看他，而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巨大的噪音把他吓傻了。　　　　   （选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