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公开发布的《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简称《白皮书》），通过对25万份遗嘱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立遗嘱人群越来越年轻化。

　　“遗嘱服务这种新生事物，现在成了可以被摆在台面上讲的事情，这无疑是可喜的。”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说，这种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单身主义、空巢化等逐渐成为常态，人们的需求从物质需求更多地转向精神需求，在遗嘱中人们关注的除了财产安排，还有情感表达等。

　　遗产与纠纷

　　律师于轩告诉记者，有些老人离去得匆忙，根本没有留下遗嘱，导致家庭内部出现遗产纠纷。

　　此外，每一种遗嘱都有形式要件要求，比如说自书遗嘱要有效成立，在形式上需要符合三方面要求：遗嘱人必须亲笔书写；遗嘱人必须签名；遗嘱人必须注明年、月、日。遗嘱不一定要去律所或者公证处立，但是必须得保证满足形式要件的要求，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遗嘱看似只是订立的一小步，其实包含着咨询、精神评估、法律分析、宣读录像、见证、保管等很多步骤。

　　“有的老人虽然留下了遗嘱，但形式要件不符合要求，产生了纠纷；有的老人留下了遗嘱，因分配不均等问题产生纠纷；有的老人写了多份遗嘱，子女们对遗嘱的真实性有疑问。”于轩表示。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越来越多老人寻求立遗嘱。2022年9月，国家卫健委相关发言人指出，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中华遗嘱库此前统计数据反映出老人的普遍忧虑，60岁以上的老人立遗嘱，其中约14%的人是为隔离子女婚姻风险，约32%的人是为避免家庭纠纷。

　　“立遗嘱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

　　25岁，崔文姬立下人生第一份遗嘱。她是中华遗嘱库一名“90后”登记服务顾问。“遗嘱不是临终的遗言。”崔文姬认为，遗嘱在维护家庭和谐、定分止争方面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崔文姬说：“有段时间我的工作压力很大，身体也不太舒服，所以先买了保险，又立了遗嘱。”遗嘱库的工作让她意识到遗嘱这个事情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你会看到千家万户里各种各样的事情，这让我对人性、对家庭都有了新的认知。”

　　关注遗嘱的年轻人不止崔文姬。《白皮书》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90后”，甚至“00后”开始订立遗嘱了。截至2022年12月31日，“90后”立遗嘱总人数达到1787人。在中华遗嘱库最年轻的立遗嘱人是17周岁。

　　立遗嘱那天，当崔文姬作为立遗嘱人坐在摄像机前面时，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崔文姬觉得是在经历自己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以至于立完遗嘱那天她还有一点恍惚。

　　陈凯告诉记者，他觉得立遗嘱这件事是一场生命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向死而生”的观念。崔文姬则觉得：“立遗嘱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或许它不意味着人们对于死亡没有了焦虑和恐惧，而是在订立遗嘱的这个过程中，人们重新审视了过往和未来的人生。”

　　“多了一份情感的转移”

　　今年36岁的陈晓燕（化名）是一名再婚人士，育有两个女儿。近年来不少重组家庭的财产纠纷案一直令其反思这些问题：如果自己出现意外，两名年纪尚幼的女儿的生活如何保障？会不会有外人对自己的财产虎视眈眈？带着这些忧虑，张女士找到了中华遗嘱库，得知可以设立遗产管理人对遗产进行打理、管理后，她决定授权表妹作为遗产管理人。

　　陈凯表示，遗嘱是对遗产的一种处理方式，但是大家的需求可能不是遗嘱本身能够解决的。“比如说对遗产进行持续管理的需求，比如说对身体残疾的子女有人身保护的需求，比如说自己的遗体有捐赠的需求，我们的法律怎么去应对这些需求，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白皮书》显示，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的遗嘱中，已有1542份遗嘱指定了遗产管理人。

　　陈凯认为，遗产管理人制度至少解决了两个难题：一方面按照民法典规定，法院可以把大量工作留给遗产管理人来处理，从而节约成本；另一方面，遗产管理人与继承人之间往往存在亲情或者人情纽带，可以讲情讲理，更容易激发人性中善的一面。

　　记者了解到，中华遗嘱库已启动专业遗产管理人人才库项目，首个全国性遗产管理人平台也将正式上线，并在此基础上打造遗产管理人标准体系、评价体系、考核体系、监督体系。　　（摘自3月23日《法治周末》 戴蕾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