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汀的“抱怨”
1814年,伦敦街头巷尾都在热议一部新发表的小说《威弗莱》,小说以一位年轻英国绅士的遭遇为线索,讲述60年前詹姆斯党人图谋恢复斯图亚特王朝,在决战中落败。不同于传统的哥特式小说,它既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又有虚构的人物及悲欢离合,似真似幻,完全是前所未有。更让人好奇的是,《威弗莱》是以匿名发表的,这个天才的作家成了沙龙里风雅太太、小姐的热门话题,就连摄政王也成了《威弗莱》作者的拥趸,在晚宴上多方询问。
但刚刚完成长篇《傲慢与偏见》的简·奥斯汀一眼看出了底细,猜到《威弗莱》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沃尔特·司各特。奥斯汀素来喜欢司各特的诗歌,对他的写作技巧了然于胸。此时的奥斯汀虽已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但与声名显赫的司各特相比,地位和影响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因此,她在给亲友的信中调侃,说司各特越界,抢了她的饭碗:
沃尔特·司各特没有理由写小说,特别是好小说。这不公平——他作为诗人已经名利双收,不该来抢别人的饭碗——我不喜欢他,也不喜欢《威弗莱》,若能控制住自己的话——但恐怕控制不住。
司各特的转向
司各特生于爱丁堡,父亲是苏格兰律师,曾任行政司法长官。他一生爱好收集古物,家中收藏的苏格兰文物琳琅满屋。司各特幼年时得小儿麻痹症,以致腿萎缩,行走跛脚。由于长期卧床,他把时间都花费在读书和把玩家中的文物上。他喜欢读骑士冒险的书,常常把小鹅卵石当作士兵摆列成队,将读到的战争故事一遍遍演绎。对古老的歌曲和民谣他兴趣尤浓,10岁时已经收集整理了好几册古代歌谣。
成年后,他常外出旅游,为了搜集传说、民谣,他可以住荒山野地,睡羊倌棚屋。遵照父亲的意愿,他22岁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当了律师,但对打官司不感兴趣,不久就放弃,专事文学创作。
1805年,司各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历史叙事诗《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很快就卖出三万册。此后,他一发不可收,陆续出版《马密恩》和《湖上夫人》等九部长诗。这些叙事诗大都写苏格兰与英格兰封建主之间的争斗,情节曲折,浪漫神秘气氛浓郁,民间风尚在他笔下熠熠生辉。这使他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诗人,人称“吉星高照的勋爵”。
但到了1814年43岁时,他突然转向,放弃了一向擅长的诗歌创作,转为长篇历史小说的写作。《威弗莱》之后,他陆续发表了《清教徒》《爱丁堡监狱》《艾凡赫》等,从1814年创作第一部历史小说《威弗莱》起,到他1832年逝世的18年间,他共出版了27部长篇历史小说,以及很多中短篇小说。
司各特的创作转向有两方面的原因:对苏格兰历史、风俗以及民间传说的收集整理,使他在素材运用上游刃有余,而小说比诗歌更容易展现壮阔的历史画卷;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那时的拜伦已经有《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等名篇巨作,声名如日中天。与拜伦相比,司各特自叹不如:
我感到在拜伦更加强有力的天才面前,我最好是谨慎地偃旗息鼓……因为拜伦胜过了我。
当意识到与天才拜伦无法在诗歌上一争高下时,他决然转向,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上开创出一片新天地,由此也奠定了他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整个欧洲都读他的书”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不仅多产,而且像《威弗莱》《爱丁堡监狱》《艾凡赫》等都被公认为经典文学精品。英国的狄更斯、萨克雷,法国的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俄国的普希金,美国的库珀都曾坦言,在创作中受到过他的影响和启发。丹纳说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宠儿,整个欧洲都读他的书,他可以与莎士比亚相比,并且几乎可以与他平起平坐”。在我国,早在1905年就由林纾翻译了《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赫》)。
在欧洲文学史上,司各特被尊称为“历史小说之父”,因为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品种,在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的完美结合上,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他笔下的主人公常常是品质正直的绅士,是游移于社会矛盾或民族冲突之间的人物。他的遭遇总是与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著名历史人物总会出现在司各特的小说中,但并非主角,且总是按照传说而非穷究历史真实来塑造。他特别注重对人物所处环境的描写,最擅长描绘苏格兰的景色风光、民族风俗等,并具化到人物的心理、行为之中,造就浓郁的历史氛围,因而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
当然,司各特的27部长篇历史小说也良莠淆杂,尤其是他后期破产,欠下巨额债务,只能用写作来抵债,不惜粗制滥造。例如,《皇宫猎官》只花四天就写了半部。他与出版商签下了一大批约稿合同,至于写什么内容,他自己从未想过。与后来的巴尔扎克一样,他贪恋奢侈生活,对朋友慷慨大度,在夜宴上吹风笛,唱民谣,狩猎,这些还必须在他自造的苏格兰古堡中举行。这样,缺钱欠债便成自然。为了维持贵族的脸面,他拒绝皇家银行和私人的巨额资助,以发奋写作来偿还债务。于是,创作质量和身体每况愈下,终于到61岁时(1832)走完了他作为历史小说家的辉煌一生。 (摘自3月8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