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汀的“抱怨”

　　1814年，伦敦街头巷尾都在热议一部新发表的小说《威弗莱》，小说以一位年轻英国绅士的遭遇为线索，讲述60年前詹姆斯党人图谋恢复斯图亚特王朝，在决战中落败。不同于传统的哥特式小说，它既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又有虚构的人物及悲欢离合，似真似幻，完全是前所未有。更让人好奇的是，《威弗莱》是以匿名发表的，这个天才的作家成了沙龙里风雅太太、小姐的热门话题，就连摄政王也成了《威弗莱》作者的拥趸，在晚宴上多方询问。

　　但刚刚完成长篇《傲慢与偏见》的简·奥斯汀一眼看出了底细，猜到《威弗莱》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沃尔特·司各特。奥斯汀素来喜欢司各特的诗歌，对他的写作技巧了然于胸。此时的奥斯汀虽已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但与声名显赫的司各特相比，地位和影响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因此，她在给亲友的信中调侃，说司各特越界，抢了她的饭碗：

　　沃尔特·司各特没有理由写小说，特别是好小说。这不公平——他作为诗人已经名利双收，不该来抢别人的饭碗——我不喜欢他，也不喜欢《威弗莱》，若能控制住自己的话——但恐怕控制不住。

　　司各特的转向

　　司各特生于爱丁堡，父亲是苏格兰律师，曾任行政司法长官。他一生爱好收集古物，家中收藏的苏格兰文物琳琅满屋。司各特幼年时得小儿麻痹症，以致腿萎缩，行走跛脚。由于长期卧床，他把时间都花费在读书和把玩家中的文物上。他喜欢读骑士冒险的书，常常把小鹅卵石当作士兵摆列成队，将读到的战争故事一遍遍演绎。对古老的歌曲和民谣他兴趣尤浓，10岁时已经收集整理了好几册古代歌谣。

　　成年后，他常外出旅游，为了搜集传说、民谣，他可以住荒山野地，睡羊倌棚屋。遵照父亲的意愿，他22岁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当了律师，但对打官司不感兴趣，不久就放弃，专事文学创作。

　　1805年，司各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历史叙事诗《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很快就卖出三万册。此后，他一发不可收，陆续出版《马密恩》和《湖上夫人》等九部长诗。这些叙事诗大都写苏格兰与英格兰封建主之间的争斗，情节曲折，浪漫神秘气氛浓郁，民间风尚在他笔下熠熠生辉。这使他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诗人，人称“吉星高照的勋爵”。

　　但到了1814年43岁时，他突然转向，放弃了一向擅长的诗歌创作，转为长篇历史小说的写作。《威弗莱》之后，他陆续发表了《清教徒》《爱丁堡监狱》《艾凡赫》等，从1814年创作第一部历史小说《威弗莱》起，到他1832年逝世的18年间，他共出版了27部长篇历史小说，以及很多中短篇小说。

　　司各特的创作转向有两方面的原因：对苏格兰历史、风俗以及民间传说的收集整理，使他在素材运用上游刃有余，而小说比诗歌更容易展现壮阔的历史画卷；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那时的拜伦已经有《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等名篇巨作，声名如日中天。与拜伦相比，司各特自叹不如：

　　我感到在拜伦更加强有力的天才面前，我最好是谨慎地偃旗息鼓……因为拜伦胜过了我。

　　当意识到与天才拜伦无法在诗歌上一争高下时，他决然转向，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上开创出一片新天地，由此也奠定了他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整个欧洲都读他的书”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不仅多产，而且像《威弗莱》《爱丁堡监狱》《艾凡赫》等都被公认为经典文学精品。英国的狄更斯、萨克雷，法国的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俄国的普希金，美国的库珀都曾坦言，在创作中受到过他的影响和启发。丹纳说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宠儿，整个欧洲都读他的书，他可以与莎士比亚相比，并且几乎可以与他平起平坐”。在我国，早在1905年就由林纾翻译了《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赫》）。

　　在欧洲文学史上，司各特被尊称为“历史小说之父”，因为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品种，在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的完美结合上，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他笔下的主人公常常是品质正直的绅士，是游移于社会矛盾或民族冲突之间的人物。他的遭遇总是与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著名历史人物总会出现在司各特的小说中，但并非主角，且总是按照传说而非穷究历史真实来塑造。他特别注重对人物所处环境的描写，最擅长描绘苏格兰的景色风光、民族风俗等，并具化到人物的心理、行为之中，造就浓郁的历史氛围，因而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

　　当然，司各特的27部长篇历史小说也良莠淆杂，尤其是他后期破产，欠下巨额债务，只能用写作来抵债，不惜粗制滥造。例如，《皇宫猎官》只花四天就写了半部。他与出版商签下了一大批约稿合同，至于写什么内容，他自己从未想过。与后来的巴尔扎克一样，他贪恋奢侈生活，对朋友慷慨大度，在夜宴上吹风笛，唱民谣，狩猎，这些还必须在他自造的苏格兰古堡中举行。这样，缺钱欠债便成自然。为了维持贵族的脸面，他拒绝皇家银行和私人的巨额资助，以发奋写作来偿还债务。于是，创作质量和身体每况愈下，终于到61岁时（1832）走完了他作为历史小说家的辉煌一生。　　（摘自3月8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