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便是“隐性财富”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宦官张让是汉灵帝朝的“十常侍”之一，手眼通天，就连他的家奴都炙手可热。《后汉书·张让传》记载，张让府中有一个管事家奴，“交通货赂，威形喧赫”，成为一些人巴结的对象。扶风人孟佗“资产饶赡”，主动攀附这个家奴，“倾谒馈问，无所遗爱”。时间长了家奴也有些不好意思，主动问孟佗有没有什么事要办。孟佗只提了一个很小的请求：希望能得到您的一拜。这还不简单？家奴答应下来。

　　平时求见张让的宾客很多，孟佗也去“排队”。这时家奴出来“率诸仓头迎拜于路”，孟佗在众人惊羡的目光中进入张府。如此一来，孟佗声名大振，众人“皆争以珍玩赂之”。孟佗从中拿出一部分贿赂张让，谋得一个凉州刺史的官位。

　　唐代宗时元载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宰相，深得皇上器重。有一位父辈亲戚从宣州来京城，希望元载安排一个官职，元载“度其人不足任事”，但又考虑到是长辈，不能让他白来一趟，于是写了一封“推荐信”。这位长辈“行至幽州，私发书视之，书无一言，惟署名而已”，不禁大怒。但事已如此，只好硬着头皮拿着这封除了元载签名外别无一字的信“试谒院僚”。判官听说有元载的亲笔信，大惊，“立白节度使”。节度使不敢怠慢，“遣大校以箱受书，馆之上舍，留宴数日，辞去，赠绢千匹”。

　　北宋时赵清献有“铁面御史”之称，但他也曾做过一件为人牟利的事，只是做得较为隐蔽。赵清献未及第时曾在乡中大户陈某处做家庭教师，陈某待他很好，“赍行囊送入京”。后来陈某的儿子因人命案系狱，性命难保。有人出主意：“尔家昔作馆赵秀才，今显宦于朝，可以为援。”陈某来到京城，见到赵清献。赵清献问完情况，让陈某暂在书院住下。一住十多天，陈某去催，赵清献“唯唯而已”。又住了一个多月，陈某失望告归。两个月后，赵清献写信给陈某，说他的儿子已被赦免死罪。赵清献并没有为陈某儿子一案打过招呼，他只是派家中的仆人每天去狱中送饭，负责审理这个案子的官员听说后，便从轻发落了。

　　司法运行中的“生意经”

　　在古代，官员犯法被查后还有反转的机会，如果审案的时间能拖得久些的话，机会就更大了，可以请求皇帝或长官施恩，也可以等来朝廷大赦，但要是案子审理得快，这些机会也就没有了。审案的快与慢掌握在主审官员手中，慢一点似乎也算不上徇私枉法，却能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宋真宗时，大理寺上奏：“郊礼在近，诸州奏按多不精详，冀于覆驳延留，以俟恩宥。”这里指的是，一些审理案件的官员在上报案件时，故意在卷宗中留下瑕疵，大理寺便会以“奏案不圆”为由驳回。一来一往，案件审理就被拖延下去。

　　古代普通百姓一旦涉及法律诉讼往往会惶恐无措，这时一些歇家便主动提供相关词讼“服务”。他们利用复杂的背景、在乡里的势力以及对法律条文熟悉的优势，勾结官府中的吏役、讼师，把持狱讼。清代江西按察司所辑《西江政要》中记载着歇家牟利的情况：

　　投歇者，具控必准，即鼠牙雀角之争，能使惊天动地。不投歇者，有理莫伸，虽伤心刺骨之害，反致受屈含冤。

　　在古代，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都有任期，而本地胥吏则不同，往往深耕厚植。有些胥吏长期把持词讼，形成司法垄断。一些案件审理中需要引用律令或成例，这时胥吏便可以“发挥”了，通过避重就轻可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通过断章取义可改变案件的性质。

　　五花八门的行贿受贿手段

　　清朝“雅贿”之风盛行，北京琉璃厂（见图）的一些古董店发展成为“行贿中介”。

　　光绪七年（1881年），胡雪岩来北京疏通向洋人借外债一事，关键人物是户部尚书宝鋆。胡雪岩没有直接向宝鋆行贿，而是找人打听宝鋆府中的情况，包括所有细节都很在意。胡雪岩得知宝鋆府中客厅里挂有一幅明代唐寅的《看泉听风图》，于是到琉璃厂找到一位与宝鋆很熟的古董店老板，表示愿意用3万两银子购买唐寅的《看泉听风图》。宝鋆听说，自然心照不宣，将此画卖给了胡雪岩，而胡雪岩也顺利办成了事。

　　如不想经过中间人，那还有更隐蔽的做法。比如，有地方官想找某京官办事，可以先让人去京城买一所宅院，然后对外出售，暗中则通过中间人让京官的某位亲戚得知并令其看上这所宅院。双方订立合同，约定如违约将赔付对方一笔款子。合同刚签完地方官便将宅院卖给他人，京官的亲戚将地方官告上官府，接下来双方达成和解，地方官赔了一大笔钱。在此过程中京官并未出面，一切都是正常的经济纠纷。

　　晚清时奕劻、载振父子权倾一时，但此时舆论监督之风渐起，不便公开敛财。许指严在《十叶野闻》中记载，此时被称为“雀戏”的麻将很流行，载振便在天津、北京租下院子，装饰一番，成为“麻将会所”，其赌资甚高，每局达3000两银子，但仍有赌客踊跃而至。载振不出面，只命人暗中观察并作记录，有连输3局仍面不改色继续玩下去的就格外留意，之后遇此人来办事，自然多加照顾。

　　（摘自《廉政瞭望》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