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和年轻女性在一起

　　维系家族的纽带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与世长辞，享年55岁。当时，许广平38岁，爱子海婴才7岁。

　　22日，在北京的家中，朱安身穿丧服，在南侧的房间里摆放着陶元庆所画的鲁迅画像，下面设了一个祭坛，供奉着鲁迅喜爱的文具、香烟、茶等。她将鲁迅的死当作“心爱的丈夫”的死。

　　朱安不可能不怨恨夺走她丈夫的许广平，而支撑她的精神支柱，就是她是鲁迅的原配夫人。作为鲁迅的妻子，朱安即使不识字，不受丈夫重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接触新观念的机会。例如，在砖塔胡同暂住期间，鲁迅曾教俞芳（朱安的同乡俞英厓的女儿）等三姐妹做体操。鲁迅不在家时，朱安也模仿三姐妹的动作来学习体操。但朱安没有坚持下去，就像停止爬墙而跌落地面的蜗牛一样，把自己关在坚硬的躯壳里。

　　母亲鲁瑞也很苦恼，她向俞芳透露，自己决定的婚姻让儿子和儿媳很痛苦，但看着他们痛苦，自己却又无能为力。许广平知道鲁迅是不可能离开朱安的，因此，她与鲁迅共同背负这沉重的“遗产”。就这样，鲁瑞、朱安、许广平三人以各自的方式坚持着对鲁迅的爱，并以此作为维系家庭的纽带。

　　战争时期的艰难生活

　　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与上海的友人一起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奔走。因需要办理出版手续，许广平第一次与朱安通了信。朱安于1937年7月2日回信。但她不会写字，信由别人代笔：

　　景宋女士：闻先夫鲁迅遗集的全部归商务印书馆出版，姊甚赞成。所有一切进行以及订约等事宜，即请女士就近与该书馆直接全权办理为要。女士回平如有定期，祈先示知，以免老太太悬念。其余统俟面谈。 

　　此颂时祺，并祝婴儿健康。

　　姊朱氏裣衽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

　　就在这封信写完的五天后，中日战争爆发，编纂鲁迅全集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到1938年夏天，装订精美的20卷《鲁迅全集》终于出版发行。

　　1941年12月15日，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拘捕，受到残酷拷问。许广平在拘留76天后被释放，之后又经常被汉奸傀儡政权叫去审问，并处于被监视状态。

　　鲁迅去世后，鲁瑞、朱安的生活费全靠许广平汇寄。1938年冬季之前，许广平与鲁迅生前一样，每月寄100元。1939年春至1942年春的三年时间里，她委托朋友李霁野每月寄50元。但由于当时物价上涨，鲁瑞与朱安无论怎样节约也无法维持生活，而许广平带着体弱多病的海婴，处境艰难，不可能再寄钱来，于是只好求助周作人。

　　这以后直到1943年4月22日母亲鲁瑞去世，周作人承担了母亲和朱安的全部生活费。鲁瑞去世后，周作人每月只寄给朱安15元钱，朱安的生活十分拮据，为此，她听从周作人建议，决定卖掉鲁迅的藏书。1944年8月25日，《新中国报》对该事件进行报道。8月31日，读到报道的许广平给朱安写了一封信：

　　朱女士：

　　……他（鲁迅）在上海留下来的书籍、衣服、什物，我总极力保存，不愿有些微损失，我想你也一定赞成这意思……你年纪又那么大了，我还比较年轻，可以多挨些苦，我愿意自己更苦些，尽可能办到的照顾你，一定设尽办法筹款汇寄，你一个月最省要多少钱才能维持呢？请实在告诉我……望你千万不要卖书，好好保存他的东西给大家做个纪念，也是我们对鲁迅先生死后应尽的责任……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料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不知是否受许广平之托，鲁迅的好友、上海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也写信给朱安，让她打消这个念头。朱安于1944年9月23日的回信表达了她对许广平的微妙感情：

　　我侍奉婆婆三八年，为她送终。而且我自己今年也六十六岁了。平日里只求衣食足，从未希望有更大的奢侈……但无奈的是，别说是名誉和信用了，就连吃饭都很困难。在这种窘迫的生活中，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卖掉藏书还债，维持生命。如果还有别的解决之道，那再好不过了，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下策呢？

　　为使朱安打消出售鲁迅藏书的念头，许广平还请两位好友唐弢和刘启民前往北京。1944年10月上旬，两人在北京逗留大约十天，为防止鲁迅的藏书被出售而采取种种措施。

　　据唐弢回忆，当他说起上海的许广平转达的话的时候，她默默地听着，然后说，你们一开口就说要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也要好好保存。朱安表达自己激动的情绪，这是第一次。

　　相濡以沫的深情

　　当唐弢告诉朱安，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拘押入狱，出狱后也一直处于监视之下，再加上战争时期汇款困难等原因，许广平才中断寄钱的原委，朱安心情才平缓下来。朱安虽是旧时代的女人，但还是通情达理的。

　　许广平在这以后也想尽一切办法继续给朱安寄生活费。朱安最初收到钱后，并没有直接写信给许广平，而是寄给海婴：

　　海婴：前航邮信，想经收悉。昨有沈兼士之小姐送来准备票五万元，合法币壹万元，谓系愧赠，辞之不许，开给收条……受人愧赠不无小补，但我落到要人怜恤，亦甚愧赧，深望汝能早自努力光大门楣，汝父增色，亦一洗我一生之耻辱也。余详信，故不多嘱。

　　母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山本市朗在《北京三十五年》中这样描述：

　　在鲁迅的遗孀朱安那里，得知她穷困潦倒的情况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各种组织的人都给她送来了钱，也有人为了得到鲁迅的作品和资料送钱，但是朱安没有收下。

　　1946年1月16日，许广平给朱安写了一封信，对朱安的这种处事方式表示赞同，两人的内心逐渐相通：

　　朱女士：

　　前后给海婴信，都已收到。你的生活为难，我们是知道而且只要筹得到，有方法汇寄，总想尽方法的……来信说，不肯随便接收外界捐助，你能够如此顾全大局，“宁自苦，不愿苟取”深感钦佩。我这些年来，一切生活不肯随便，亦是如此。

　　朱安为维护鲁迅的名誉，忍受着贫困。许广平觉得朱安令人同情，朱安也开始信任在困境中想尽办法不断寄生活费的许广平。从她们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思想与教养完全不同的两位女性，以对鲁迅的爱为纽带，在动荡的人世间携手而行。

　　1947年6月29日，朱安结束寂寞的一生，享年70岁。之前预感到辞世的她在给许广平的信中留下遗言，交代了自己死后的装束、墓地、死后的供奉等。她死后，许广平委托朋友们尽可能实现朱安的遗愿，但是她要求“合葬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墓中”的愿望没有实现。　　   （摘自《上海纪实》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