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江门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初期，江门是广东的老牌工业重镇（见图，江门无线电三厂）。1983年，江门从佛山地区分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地级市。1984年，江门被列入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改革步伐加快。

　　我上任江门市委副书记后，做了调查研究，了解到的情况是行政管理体制对企业束缚很多，特别是涉及技术改造及扩建等基本建设的时候，都要报到上一级行政部门去审批，手续非常烦琐，一个项目前前后后几十道手续。

　　我们意识到要增强企业活力，需要给企业投资经营各方面的自主权。我就跟市委主要领导商量，对国有企业率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机构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和干预。当时提出来一个叫“室局减半”的方案，把工业主管部门的几个行政管理局以及行政性的公司全部撤销，一部分成立行业办公室并到经委，从一个几十个人的局变成一个几个人的行业办公室，不再办理各种审批手续，转变为为企业提供全国的市场信息、行业规划，从宏观上对企业进行指导；另外一部分自己办企业，变成为企业服务的第三产业。

　　比如物资相关产业，当时全国整个物资分配行业还属于两种体制，一部分已经放开，一部分还是计划的。一些由工业主管部门转变过来的生产服务性企业就为他们原来行业里面的企业找材料、搞销售，有时组织企业参加全国一些展销会等等，为企业打开市场服务。

　　这次改革在1984年5月份开始酝酿，到1985年初全面推开，全市12个工业主管部门和行业性公司全部撤销，只剩一个市经委。这次改革在全国比较轰动，应该说江门是最早一批实行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地方。改革后，企业有了更大的活力，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说“江门这样搞，都乱套了。中央都没改，你们改了”。1985年下半年，国家体改委派了试点司的司长周少华同志，带了三四个人下来调研，调研以后觉得“这样的做法好，中央机关也应该慢慢走上这个路，但是那个阻力很大，我们回去考虑在全国先找一批城市先来试”。

　　1986年，国家体改委在江门召开了全国中等城市改革座谈会。国家改革试点城市江苏常州、安徽马鞍山、厦门、吉林延边等16个城市都派了人来江门开座谈会。后来这16个城市改革进展情况不完全一致，有的地方回去以后还是觉得阻力很大，也有真正改起来的。

　　在企业中，我们还试点了“联销联利工资总额浮动”改革：把企业利润与职工工资总额挂起钩来，销售增长了，利润增长了，工资总额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同比例增长，这样做就打破了吃“大锅饭”的弊端，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改革后，企业每年利润大概能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几。这个实验在江门迅速地铺开。“联销联利工资总额浮动”改革的经验后来被中央1985年的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吸收。

　　“三五八”规划

　　我被调到广东省体改委后，第一件工作就是按照国家体改委的安排研究广东省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五八”规划（即1988-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中期规划是指三年、五年、八年，所以又称“三五八”改革规划）。我组织委里年轻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一个规划建议。

　　在建议中我们提出的主要思路包括：从利润承包制改为按照纳税“税利分流”；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上提出了改变财政承包干，变成分税制；进一步放开市场的价格，除了电力、交通等关乎民生基础性的价格以外，其他能由市场调节的尽量由市场调节；要以开放促改革，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考察我们的体制能否适应国际竞争；除了国家几个大的国有银行之外，要多成立一些民间的银行、股份制银行等等；在企业改革方面还提出要逐步地推行股份制。

　　1988年6月，全国“三五八”规划研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当时国家机关、各个部委从事体改工作的一些研究部门参加，还有七八个省的地方体改委也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我带队参加了这个会议。回头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体上是按照按这个规划里面提到的事情在干。

　　广东粮食价格改革

　　“三五八”规划研讨会后，广东在价格体制改革上又迈出了一大步。1988年底，广东受命“能不能在粮食价格改革上面先走一步，搞个实验”。当时的省长叶选平把任务交给省体改委牵头。我们找了省财政厅、省粮食厅等部门的同志一起研究这个事情。

　　财政厅一些同志提出来“粮食要放开，价格一涨，财政就受不了，一年要增加好几亿的财政补贴，这个风险很大”。我跟小组同志商量研究后的解释是：粮食价格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分配问题，粮食是人的生活必需品，谁也少不了，企业员工也好，行政公务人员也好，在他的工资分配里面都应该体现这个人的基本需求。所以粮食放开，本来是国家暗补的，明明从农民手里收来粮食跟市场上卖给城市居民的价格是倒挂的，财政有块补贴，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暗补变明补，明补到每个人的工资收入里面去，各自消化。也就是说，企业的由企业消化，企业给职工加工资，财政供养人口由财政加工资。

　　“暗补变明补，各自消化”概括了整个粮食改革的思路。叶选平在出席1989年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就提出来这个方案，结果遭到反对，这事就搁了下来。直到1991年，选平同志当时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新省长又提出来粮食价格改革。当时的书记跟省长都说：“这个改革，广东早几年就酝酿过了，这事应该成熟了，现在可以考虑再改吧！”

　　我们就把方案又细化了一下，特别是考虑了怎么回避风险。提出粮食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要有一个保底的措施，一旦发生大灾荒，凡是认定为粮食经营企业的必须听政府的指挥来平衡物价，满足市场需求，不能随便涨价，所以这样的粮食企业必须有严格的经营资格認定。同时，还提了一个以防万一的措施：取消粮票但不取消粮本，居民每户还保留粮本，一旦发生重大的灾荒，还可以凭本来供应国家低价粮食。

　　方案完善以后，我们还向时任副总理做了汇报，得到了他的支持，回来我们就干，第二年，中央也把粮食价格给改了。粮价改革是价格改革的灵魂，粮食这个关系老百姓最根本的事情都能够由市场来决定，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由市场来决定呢？这样一来，就打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这个算是广东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中敢闯敢干的一个缩影吧。（作者为原广东省体改委主任）　　   （摘自《百年潮》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