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为史可法赐匾。图为“褒慰忠魂”拓片

　　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一宗史可法的遗物被献呈御前，弘历读后亲自撰序题诗，钦命制成长卷，送往扬州史可法祠陈列。其时正值朝廷兴修《四库全书》，一些书籍因“伪妄”“违碍”被销毁，同时也旌表“前明殉节诸臣”，史可法被追谥“忠正”。大禁毁与大表彰皆出于乾隆一人，其史识和性情亦由此凸显。

　　“鞠躬致命，克尽臣节”

　　崇祯末年，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朝廷危急之际，曾带兵北上勤王。而南明弘光小朝廷建立时，史可法受命以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督师，竭力沿淮河布防，无奈天子昏庸，文恬武嬉，大事已不可问。

　　明清易代之际，最不缺少的是降清的前朝大员。清廷极擅招降，摄政王多尔衮进北京未久，就派人给史可法送来密书，指责南都诸公有贼不讨，擅立新君，称清师礼葬崇祯帝后，对前朝勋戚大臣恩礼有加，尔后就劝史可法归降：

　　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沈？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

　　史可法将多尔衮的信呈送朝廷，并修书回复，枚数历史上东汉、大唐、南宋等中兴之先例，以及清室长期受明朝统辖的事实，其中有几句吐露心曲：

　　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

　　清军围攻扬州时，南明各军镇无一来援，城中也屡发叛逃事件，史可法不加阻拦，自己则率残部死守。豫王多铎屡来书劝降，史可法皆不开启，投之于火。顺治二年（1645）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成被俘。多铎再诱以高官厚禄，见其抗声不从，起身拔刀，史可法夷然不惧，“挺立迎其刃”。多铎退，连呼“好男子”，命属下将之斩于军前。

　　正名与表彰

　　顺治九年（1652）十一月，少年天子福临谕令察访明末死节诸臣，几名汉族科道官即请求表彰“异代忠魂”，其中特别提出抗节而死的史可法。后来结果如何，未见记载。

　　乾隆四十一年（1776）春，弘历降旨追谥“胜国遗忠”。时为开设四库全书馆的第四年，经过征集遗书、挑选善本、辑录佚著、撰写提要等努力，一部旷世巨著已有了大模样。乾隆深度厌憎降清又复反清的钱谦益，命将其著作以及书版解京销毁。他提出应赐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典，谕旨称：

　　朕惟以大公至正为衡，凡明季尽节诸臣，既能为国抒忠，优奖实同一视。至钱谦益之自诩清流，颜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辈之幸生畏死，诡托缁流，均属丧心无耻。

　　乾隆特别举史可法、刘宗周等为例：

　　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

　　这位皇帝熟读儒家著作，喜欢引经据典，却常是挑拣一些符合己意的词句。在他看来，要么为前朝死节，要么为本朝效忠，否则就没啥理由活着。

　　阁部大臣提交了方案和文稿，大致依据《明史》《通鉴辑览》二书已有名单，分为专谥、通谥两类。名册收入三千余人，分别造册登录，于姓名下简括事实梗概，享专谥者附有赞词。乾隆即予批准，赐题《胜朝殉节诸臣录》。该书的校勘印行完成于次年，卷一“专谥诸臣”有关史可法一条写道：

　　史可法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今谥忠正。

　　画像与遗稿的发现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在乾隆多次降谕褒扬明末殉节诸臣之后，南书房翰林、内阁学士彭元瑞将一批史可法的书信、文稿，也有其身穿大红前明冠服的画像，献呈给皇上。

　　这些物件从何而来？明察如弘历当然会询问，彭元瑞说是偶然在市上发现和购买的。而据《扬州画舫录》的说法，是得自江南大名士蒋士铨，蒋士铨则是从北京琉璃厂书肆上买的。彭元瑞担任江苏学政时，蒋士铨主扬州安定书院讲席，二人为同年进士，同入庶常馆深造，交情深厚。推测应是在彭元瑞任满回京时，蒋士铨将珍存的史可法遗稿等交与他的，而彭氏素性谨慎，又极擅揣摩，待时机成熟才拿出来。

　　弘历亦性情中人，阅史可法在危急时所写家书，深为其忠义情怀所感动，提笔撰写诗文，并对军机大臣发布一道上谕：

　　侍郎彭元瑞以所得明臣史可法画像及其札稿，合卷进呈。朕亲制诗一章，题于卷端，命廷臣和韵；并命大学士于敏中书御制书事一篇及《史可法复摄政王书》于卷。兹另为装潢箧贮，着发交寅著，令将此卷弆于扬州梅花岭史可法祠中，并将卷内所有诗文、画像、札稿勒石祠壁，以垂久远。至此卷如有愿求展阅者，亦听其便，但当加意护守，勿致稍有污损。

　　彭元瑞所呈史可法遗物中，并无那篇著名的“答多尔衮书”，却也激发出弘历的考证癖，立即开始追索，终于从《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中查得多尔衮致史可法书，又从内阁大库中找到史可法的复书。

　　乾隆撰《御制书明臣史可法复书睿亲王事》讲述了多方寻找史可法复多尔衮书的过程。作此文后，乾隆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首《题史可法像》：

　　纪文已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字芳。凡此无非励臣节，监兹可不慎君纲。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并命复书书卷内，千秋忠迹表维扬。

　　尊奉上谕，一场纪念史可法的活动随之展开。大清皇帝亲自拈毫，将御制诗题于卷端，并嘱枢阁大员及南书房翰林等和韵；钦命将所撰诗文装裱成长卷，将卷轴妥送扬州，安放于梅花岭“史忠正公祠”中；钦命将相关御制诗文、史可法家书以及他与多尔衮之往来信函等，摹镌刻石，使长存于人世间。

　　御题《褒慰忠魂卷》被送往扬州，在史可法祠的隆重安放，选石镌刻、镶嵌于祠壁等事，概由两淮盐政寅著负责办理。乾隆后来又有两度南巡，每次都遣官到史可法祠致祭。

　　咸丰三年（1853）扬州再罹战火，“忠正公祠宇残毁殆尽”，后经曾国藩捐资倡修，原藏《褒慰忠魂卷》却不知去向。待其再次出现，已是民国年间，且有多种流传世间。比较可信的一件为常州教师瞿某购自厚余镇摊位，为当地一官员强行借去，献给了周佛海。1943年二月周氏在《古今》杂志发文，称其家上月失火，烧了不少名人字画，其中便有史可法的遗书，“寥寥数语，充分表现忠烈悲壮之气，我暇时常常拿出来鉴赏，每次鉴赏，都发生异常的感慨，今后不能再见了”。可见英烈遗书的影响力——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也会私占和珍藏，也不得不表示敬服。　　   （摘自《书城》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