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志飞·
不久前，网上一个叫做“敦煌扫地僧”的称号引人注目，而被冠以该称号的人，便是敦煌研究院的学者邢耀龙。
早年间，邢耀龙在一列武汉到福建的火车上，遇到过一对农民工夫妇，攀谈之际得知，竟然有人从没听说过敦煌。那一刻他才开始意识到，是该为普及敦煌文化做些什么。2022年12月，邢耀龙以作者的身份出版了《敦煌大历史》，他不仅普及敦煌的历史文化，也讲述了敦煌守护者的心声：“敦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边境小城，像一枚看似微不足道的纺轮，但大历史的很多线索却都在这里丝丝入扣。”
邢耀龙作为一个成长在此的敦煌人，从寻找一幅《玄奘取经图》背后的秘密开始，从文物局到研究院，从瓜州县到榆林窟，“脚踩着石窟，头枕着壁画”，仿佛与敦煌融为了一体。当然，“扫地僧”的称号也没被白叫，据邢耀龙说，在众多“守窟”的工作当中，“扫树叶”绝对是顶重要的事。
抄下榆林窟墙壁上的所有汉字
2016年8月，邢耀龙作为历史专业的高才生，回到了老家的酒泉市瓜州县文物局工作，然而除了每天立碑造册、埋头在电脑前和稿件里，似乎并没有像他想要的那样，真正和文物打上交道。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他接到了修建一座“玄奘取经博物馆”的任务。
玄奘回来的路上途经多处，“真经”究竟遗落何处，还未有真相。据邢耀龙所知，《玄奘取经图》就绘制在敦煌的榆林窟中。2017年，他如愿以偿地来到了研究院管辖内的榆林窟。对邢耀龙来说，这些年最庞杂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榆林窟墙壁上的所有汉字全部抄下来。他也就成了世上唯一清楚榆林窟壁画上究竟有多少字的人。
曾经，写下这些字的古人在墙上镌刻了时间的痕迹，榆林窟像一本画册，记录下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侧影，在榆林窟的第38窟中，一篇写于1938年的题记，是最让邢耀龙印象深刻的。“从时间上看，题记写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是整个敦煌石窟中唯一的抗日题记，这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中国人对战争、民族、国家的理解，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邢耀龙说。正是这四万万同胞中最普通的一名瓜州农民，写下了对战争的深恶痛绝，以及与时代的共情。
种菜，扫地，讲解员
冬天的榆林窟宛若冰箱，早晨东崖下的一声鸡鸣，惊碎了邢耀龙梦中的铁马冰河。他下床看一眼煤炉中半夜早已烧完的煤灰，提前打好的水面上泛出薄薄的冰丝，洗漱后，他把洗脸水往房屋前的树根下一泼，便开始了“守窟人”的一天。
在距离瓜州县23公里外的无人区，平日里为了防止断粮，为数不多的几位工作人员还自己开垦出了菜地，以备不时之需。大家同吃同住，是“守窟人”最习以为常的生活。
刚到榆林窟的时候，由于人手不足，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于是邢耀龙便担起了讲解员的工作。“走完5个开放的石窟大概就是50分钟，但是游客都是三三两两地来，所以有的时候每天都要来回进出好几趟。”
不过比起在文物局造册子，他更愿意跟壁画待在一起。对他来说，讲解工作其实非常奇妙，当他与游客同时站在壁画前时，一个讲，一个听，仿佛忘记了洞中的寒意，也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墙壁上绚丽的丹青散发着历史的光。
每到汛期，大家就要开始往河边扛沙袋，以防止榆林河的水翻过河堤进入榆林窟。冬天，为了防止雪水融化渗入砂岩、渗到石窟中的壁画上，每次刚下完雪，所有人都要拿上扫帚扫个三四天（见图）。
更加要命的是，文物最怕火灾，榆林窟的地面上要求“一叶不剩”，于是这就成了一项常年都要做的工作，尤其是秋天落叶干燥的季节，用邢耀龙的话来形容，“扫帚好像长在了手上”。
邢耀龙告诉记者，“守窟人”的概念是最近才有人提出来的，但实际上，自从石窟开凿之初，“守窟人”就已经存在了。在古代，石窟其实都叫“石窟寺”，是僧人进行禅修的地方，他们也对石窟进行日常管理和打扫。
“我也成了敦煌的历史”
在邢耀龙看来，如果把祖国的山河看作一个三室两厅的家，那么河西走廊就是连通所有房间的必经之路，而敦煌735个石窟中的壁画，就像挂在走廊尽头的全家福，历史上那些曾经璀璨的篇章，似乎都能从中找到它们的光亮。
如今，敦煌石窟中的历史仍需要有人去转述，敦煌的历史也在缓缓向前。
在敦煌研究院的学术研究中，邢耀龙正着手整理敦煌石窟的内容总录，相当于建立一部工具书，而这部工具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石窟内所有壁画中的历史信息都提取出来，做成数据库。为了完成这项工作，邢耀龙除了在食堂和宿舍吃饭、睡觉，其他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锁在洞窟中。
不过，据邢耀龙的形容，每到傍晚游客都散去的片刻，是他最喜欢的时候，榆林窟就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饭后，他可以独自在石窟上方的戈壁滩上走一走，观察一下地形，夏季就会去河边捡捡石头、听听水声。那样的时刻，仿佛一个人拥有了这片广袤而又无远弗届的天地。
“我生活在敦煌，在这里种菜、扫雪、扫树叶，人最熟悉的是自己，但最不在意的也是自己，我沉浸其中，把自己活成了敦煌的每一天。我在敦煌研究敦煌的历史，我也成为了敦煌的历史。”邢耀龙说。 （摘自《新周刊》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