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亚拉（见图）的故事很简单。一个非洲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用11年获得了中医本硕博学位，成为世界上首位外籍中医博士。他在四川几家中医院工作过，也在云南的乡村服务过麻风病人、艾滋病人，还自发做了10年的乡村医生培训，累计培训了3000多名乡村医生。
但是在中国的39年里，他的故事又很难用几千字讲完：他几乎走遍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每一个村庄，他的车5年就开了37万公里，在红河州多急转弯的盘山路上，他出过多次车祸。他到过1998年长江洪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救灾现场，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抗洪的长江大堤上。2000年年初，每次他到红河州那些村子，找他看病的人会排成长队，他从早坐诊到晚——迪亚拉医生来者不拒。
迪亚拉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84年秋天。那时，20岁的他和11名同学从西非的马里共和国出发，经巴黎、印度转机，花了两天辗转抵达北京。当晚，他人生第一次喝了杯“滚烫的热水”。
如今，迪亚拉59岁了。他熟悉的中国方言比很多中国人都多，包括北京话、粤语、四川话、云南话，还有一些哈尼语和藏语。
1997年，当在四川读中医博士的他爱上四川姑娘杨梅、想和她结婚时，杨梅父母反对说，“谁知道他在马里有没有结过婚？”人们对他的祖国马里共和国的了解，远不及他对中国的。
迪亚拉生于医生世家，从父亲那里，他很早熟悉了希波拉底誓言，“无论至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明白从医要“爱他人如爱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体会病人身上那些伤痛”。他说医生服务的是“众生”，不是中国人或马里人，他形容自己是“地球村的村医”。
关于人生中的一些重大转折，很多时候他用“缘分”“直觉”来解释。例如，起初他有去苏联的留学机会，但他放弃了，后来又赶上了来中国的项目；到中国之初他在北京学习普外科，但他觉得普外科当时给留学生设置的课程太简单——他是以全省第一的成绩从马里的医学院毕业的——于是转学中医。很小的时候，他就见过中国医疗队在父亲的医院给病人针灸；做乡村医生培训，是因为发现一些乡村医生基础太差。
迪亚拉硕士毕业时，马里的教育部门不愿意再资助他读书，认为他该回国工作了，他却觉得自己还没学透，靠着家里的接济、在医院值夜班赚来的加班费自费读了下来。他刚工作时，见他是外国人，没有一个病人找他看病。他在第四天有了第一个病人，病人从他诊室跑出来质问前台：“我不是挂的中医吗，怎么是个黑黢黢的人？”迪亚拉挽留她：没有效果，我不收一分钱。
后来，他的病人越来越多。但又面临另一重矛盾，病人多，奖金却少。院长多次来找他谈话，说他给病人开药太少。第三次来找他，他辞职了。失业后，迪亚拉通过无国界医生项目进入云南乡村。2000年年初，云南一些乡村经济条件差，西药和医疗器械匮乏，迪亚拉带着人就地找草药，教当地人用中医就地取材来治病，不少村民拜他做“义父”。
迪亚拉医生要与村民顽固的习惯习俗斗争。在一个村子，居民世代住在只有狭小窗户的黑暗房间，人畜共处，极不卫生。但长期习惯很难改变，当地政府请迪亚拉来帮忙劝说。迪亚拉对村民开玩笑：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来你家吗？进来你们就看不见我了。
2000年年初，迪亚拉来到云南的麻风病村时，这些村子已与外界隔绝20多年。即使做伤口清理时，迪亚拉也从不戴口罩、手套，怕刺痛麻风病人本就敏感的神经。他曾见过一个患有艾滋病的男孩被关在猪圈里。他们和防疫站站长做了思想工作，最终把男孩背了出来。
同学李勇记得，大学期间的迪亚拉善良单纯，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帮别人，也曾被人赖上，被骗吃骗喝。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迪亚拉的性格有非常“硬”的一面。迪亚拉的农民朋友郭永建说，迪亚拉有时候去下乡赶不回宾馆，会搭帐篷睡在野外，随便吃点方便面。妻子杨梅则记得他发现话费收费不合理，都会和通信公司打电话，把费用明细搞清。
在云南，迪亚拉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一同出去吃饭，最多只能点与人数相等的菜加一个汤。即使是现在，他的眼睛总会注意到人走了却还没熄灭的灯。曾有人议论，这是因为他是非洲来的，没过过好日子。实际上，迪亚拉说，在马里，1970年他们家就拥有一辆路虎汽车。郭永建这样理解他对节约的追求，“把钱省下来，用在该用的地方，使每一分钱都没罪过。”
迪亚拉和杨梅有两个孩子。儿子两岁时就随父母去了蒙自。在幼儿园，儿子总是哭着不想上学，后来杨梅才知道，因为肤色，他受到了同学区别对待。后来，他们只能把孩子送去昆明读国际小学。女儿读书时，要交1万多元的学费，他们拿不出，迪亚拉找了一些翻译的活儿赚钱，每晚坐在桌前翻译到很晚。
1986年，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勇第一次见到迪亚拉，他着一身华贵的马里传统服饰，给李勇留下深刻印象。2012年，迪亚拉因获得第七届中华慈善奖，被邀请至中南海，工作人员通知他要“穿正装”。最后，迪亚拉穿着云南少数民族村民给他做的马褂，去接受那个属于他的荣誉。 （摘自4月26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