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还是一下认出了我”

　　1972年2月21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高朋满座，周恩来总理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宴会正在进行（见图）。坐在宴会厅后排桌边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看见主桌上的尼克松起身端着酒杯绕着桌子敬酒，周恩来与挨着坐的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在闲谈。白修德飞快地跑向主桌，试图接近周恩来，却被中美双方的保安人员拦住。正在相持不下时，周恩来和帕特同时看见了他，周恩来立即示意保安让白修德靠近，并用英语连声说：“老朋友，老朋友。”尼克松夫人与白修德相识，听周恩来如此道，以为周恩来说她和白修德是老朋友，于是也点头说：“老朋友。”

　　白修德在1978年出版的回忆录《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中，回忆当时的场景时写道：

　　我很惊讶，都25年没见了，周恩来还是一下认出了我，下一刻，我就立刻充当起了他们之间的口译，努力把他们彼此想说的话传达给对方。

　　周恩来和白修德的故事，要从抗日战争中的重庆说起。

　　白修德英文本名西奥多·H·怀特。从哈佛毕业时，他拿到了谢尔顿旅行奖学金，打算环游世界后回到美国当个历史学教授。白修德从纽约登船，到伦敦、巴黎，再去自己祖先生活过的巴勒斯坦，经亚丁、科伦坡、新加坡到上海。到上海下了船，他计划待几个月，把这里当成大本营，好好观察中国和东方。当时被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上层的骄奢淫逸与底层的失望无言形成鲜明的对比，这让白修德这个来自美国的精英阶层人士觉得不可思议。他动摇了，不想再当一个四处游走的观察者，此刻的他“决定要以革命者、游击队队员、鼓动者或其他随便什么身份，亲自投身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去”。

　　不久，白修德搭上一架夜航飞机，在夜空中飞越日军阵线，抵达了战时首都重庆。

　　“他就像是塔台侦察员”

　　白修德在重庆的工作是负责审查外国记者的稿件。待了一年，他发现国民党政府的大批高官无论生活、做梦、思考、交流用的都是英语，而这个政府中“所有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中国高官都与自己国家的人民严重脱节，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国民，甚至都不了解脚下的这座古城”。他也渐渐明白了，蒋介石聘请他只是为了操纵美国舆论，只要能说服美国相信中美之未来在于联合抗日，那么一切手段都是必要的。于是他当起了业余记者，把功夫用在报道影响广泛的混乱时局与战争悲剧上。

　　日寇对重庆的轰炸让他目睹了暴力与血腥；在山西抗战前线，他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守住阵线献出了生命。在日军、国军、共军三股势力的交错中，他有机会与共产党游击队打交道。“旧的世界正在一点点消亡，托吴队长（共产党的游击队长）的福，我得以看清它如今的模样。”战争前线的经历，彻底颠覆了白修德对时局的理解，他清楚地知道，“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回波士顿当历史教授了”。返回重庆时，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已无法再为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工作了。

　　机缘巧合之下，美国《时代》周刊聘请他为“特约记者”。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白修德认识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只有四十出头，身处远离大部队的重庆，“他就像是塔台侦察员，不惜一切代价与外界保持联系就是他的工作”。皖南事变后，在采访中，白修德认为周恩来为他还原了事变真相：

　　与我交谈了几个小时，将他高超的逻辑分析能力展露无遗。周恩来聪明绝顶，无论是细节观察力还是逻辑推理力，都令人惊叹……他为我解释了中国政府的性质、中国陆军、电话通信系统以及蒋介石必须平衡并操控的各武装力量。

　　他说，他断定蒋介石没有明确下令发动并指挥皖南事变——但蒋介石必然暗示过前线战地指挥官，随便他们以何种方式找共产党算账，他都不介意。

　　“蒋介石当时是不是在对你撒谎 ？”

　　“不。有人在对总司令（蒋介石）撒谎。但总司令的话里也掺杂了谎言。 

　　总司令撒谎的目的是想要巩固自己在各派系中的位置。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利用国内所有矛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国内矛盾越大，他的权力就越大。但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他将一败涂地。

　　“我们相识之初，他坚持只用并不连贯的英语与我交流。后来，他更放松了些，来赴约时不会穿得一本正经，偶尔还会迟到，着急了，就连胡子也不刮……”白修德说，“随着我中文水平不断提高，他开始和我用中文对话，龚澎偶尔会加入进来，帮我翻译一些关于中国政治的更加微妙的表达”。

　　“他讲的故事很吸引人”

　　在交往中，周恩来不光是回答问题，也经常用讲故事的方式给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分析中国的政治、介绍中国的历史。白修德回忆，“他很喜欢给我讲故事，很喜欢指导我这个‘菜鸟’，有时候一讲就是几个小时”。白修德觉得，对于一个年轻的记者来说，能遇见这样一位伟人，他还愿意把自己知道的闲聊给你听，是极其罕有的幸运。“如果你能成功勾起周恩来的兴趣，或者恰巧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找到他，他就会给你讲出一连串的问题和答案。”

　　白修德说，周恩来有小说家刻画人物的本领，完全可以成为顶级的剧作家，他讲的故事很吸引人。周恩来也给他讲一些具体的中国故事，其中一个是征兵。1943年，蒋介石制定了全国性的动员令，当时通货膨胀严重，军队兵力不足，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努力合作拟出可解决各自难题的办法。周恩来说，两人的共识是，征兵方案必须是适用于上中下所有阶层的。所有年轻人都必须上战场——除了那些能够支付每年5500元法币（当时只价值250美元）免服役费用的人。当时中国符合应征年龄的人不少于4000万，因此，两位内阁部长认为，至少有3000万人会支付免服役费用。这样就能为财政部长贡献每年上千亿法币的预算经费；同时，军政部长那边还有1000万人可以用。白修德回忆说，周恩来讲这个故事时，表情一如既往地丰富，他评价道：“愚蠢，太愚蠢——都入内阁10年了，蠢都不足以形容他们……”

　　“某天，他正给我解释中国地下政治中格外错综复杂的一个要点，我没等他说完就给出了答案，打断了他的话，此举十分无礼。但他只是笑了，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刚进入中国这所大学的大一新生了，我已经二年级了，马上要开始懂得这个国家了。”周恩来的称赞让白修德受宠若惊，多年以后，白修德从基辛格的书中得知，周恩来对基辛格国务卿最高的赞扬是，“他开始理解中国了”。

　　“他赢得了我百分之百的喜爱”

　　“周恩来……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让人忍不住想要相信，也因为他了解其他人和其他社会的风格和习惯，并且尊重这些风俗习惯”，白修德后来回忆往事时写道。

　　谈到对周恩来的评价时，白修德说，“他之所以与其他人不同，是因为他受过更好的教育，为人更加开朗豁达”，他“知道自己的方向并行动果决——同时，他还可以展现出温暖的善意、难以抑制的仁慈和高雅的礼仪”。“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不是可以剪下，贴到我记录名人的新闻记录簿中的单一形象。”

　　他把周恩来列为他见过并了解过的三大伟人之一，另外两位是二战中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和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肯尼迪。他认为：“与他们三人的交往中，我完全没有发现任何会令我怀疑或质疑的判断。”对周恩来，“我必须承认，他赢得了我百分之百的喜爱”。　　 （摘自《同舟共进》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