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踏上了进京“赶考”之路。在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74周年之际，我们重温西柏坡精神背后的红色故事。
“不做寿”成为党的一条纪律
进京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同志提出“两个务必”。此外，他还提议给党员干部，同时也是给自己，定下了以“不做寿”为首的六条规定，以此保持“赶考”的警醒。
“不做寿”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并一贯身体力行的。1943年，恰逢毛泽东50岁寿辰。党内同志第一次提出为他祝寿，毛泽东明确回复：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1947年，毛泽东54岁生日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又想给他做寿，他坚决不答应，并讲出了三大理由：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我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群众粮食紧缺，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我才五十四岁，往后的日子长着哩，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
194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5岁生日。此时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吃不好、睡不好。中央机关的一些同志考虑到他们工作太劳累了，想趁毛泽东生日时，让他们放松一下。于是，中央机关食堂准备杀头猪，给毛泽东祝寿。可毛泽东听到消息后，马上叫来了行政处的伍云甫处长说：“云甫同志，听说你们要准备给我过生日，谢谢同志们对我的关心。生日不要过了，还是勤俭节约的好，希望你们今后再也不要给党的领导人过生日做寿，这样影响不好。这要定为制度，谁也不能违反。”
毛泽东的一席话语重心长，使伍云甫既感动又惭愧。从此以后，“不做寿”就成为党的一条纪律明确了下来。
实事求是是党的一贯作风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总司令经常深入基层，同指战员们一起研讨战法，传授指挥经验。
1948年5月10日，朱德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华东野战军前线司令部所在地河南濮阳慰问并指导工作。这时，粟裕所率的第一、四、六纵队正在整训，并准备南渡黄河进入中原作战，求歼敌邱清泉整编第五军等。
由于当时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上实力仍很强劲，华野主力欲完成歼敌第五军等任务十分困难。到底如何对付这些敌人，朱德总司令在视察华东野战军时为官兵们出了一个高招。5月14日，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我替你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钓大鱼的办法。钓了一条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因为你性急往上扯，大鱼初上钩，尚未疲困，拼命扯往往会把钓索弄断。可以慢慢同它摆，在水里摆来摆去，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来，这样就把这条大鱼钓到手了。对第五军就要用这个办法，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
朱德还对大家说：“战术是灵活多变的，看什么天气打什么仗，在什么地形条件下打什么仗，这些都要从实际出发很好地去研究。我们不是完全不打硬仗，要看清对象，是什么敌人就打什么仗。如果敌人是弱的，我们可以来一个猛冲，在敌人没有展开、没有占领阵地以前，一冲上去就把它吓也吓倒了，战斗能很快解决……但要解决比较顽强的敌人，用这一套就不一定有效，甚至还要吃亏，还是用钓大鱼的办法好。这种办法是合乎辩证法的。”
朱德内容深刻、语言生动的讲话，给华东野战军指战员们很大的启示，正是按照朱德“钓大鱼”的办法，国民党第五军等劲敌被解放军一一解决。
红、蓝毛线诉说艰苦岁月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大院中央位置，坐落着一间土坯垒就的简陋民房，被誉为“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红、蓝毛线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70多年前，在这间办公室里，作战室的工作人员繁忙而有序地工作着，他们研究汇集敌我双方的情况，将各地发来的电报汇集整理，用红毛线、蓝毛线标出战役进展态势，并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汇报，然后再将中央的指示、命令通过无线电发报机发往全国各个战场。
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后，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作战室的条件更简陋。当时用的作战地图是多幅的，仗打到哪里，就挂哪张地图。参谋们绘图制表用的红蓝铅笔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为了节省来之不易的红蓝铅笔，作战参谋们灵机一动，想到可以用老乡送来的自纺自织的毛线来救急。
他们把毛线染成红色和蓝色，这样就能代替红蓝铅笔来标注地图上敌我作战的情况。红毛线代表我方，蓝毛线代表敌方，我军和敌军各自部署则分别用大头针插上红、蓝光纸来标出。
西柏坡时期的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整整十个月，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的灯火总是通宵亮着，屋内是领袖们和参谋们繁忙的身影。
一封封胜利的捷报从战场前线传到西柏坡，军委作战室作战参谋拿着红毛线在地图上一圈一圈地标注，先是圈住了沈阳，接着又圈住了徐州、淮海。最后，红毛线直接套到了平津地区的“脖子”上。参谋们每天解蓝线、系红线，长长短短的红毛线、蓝毛绳圈出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20余场重要战役的胜利。
小小铅笔头见证勤俭作风
74年前，在西柏坡的党中央、毛主席部署指挥作战时，同前线指战员的信息往来大都通过电报。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期间，由毛泽东起草发往前线的电报就有190多封。
当时中央机要处的主要工作是收发翻译电报，担负着党中央和各战场的上传下达工作。此时正处在战争最为紧张的时候，大小战役不断，译电工作格外紧张繁忙，收发的电报多如雪片，译电员轮流24小时值班。
这个工作的流程是，中央军委三局把从各战场收到的电报码派通信员送到西柏坡中央机要处各译电科，译电员马上把电报码译成汉字，再让通信员送到西柏坡中央大院机要室叶子龙处，机要室再分送五位书记；五位书记需要将发出的电报由通信员送到北庄村中央机要处，译成电报码后再送军委三局发出去。当时没有现代高科技电子设备，全凭记忆来译电。情况紧急时就抄一页、译一页、送一页。
徐爱民是当年中央机要处的一名译电员，按照职责分工，她所在的译电三科重点对应东北战场。据她回忆，在西柏坡时期，由于物资缺乏，大家都非常勤俭节约，就连一支小小的铅笔都非常珍惜。同事们在工作中常常开展节约大比武，一支铅笔，互相比较学习，看谁写的字既多又清晰，而且用的铅笔少。剩下铅笔头，为了能发挥它的最大效用，大家发明了一种方法，就是用废纸卷一个筒，一头套在一支新笔杆上，一头套上小铅笔头，用新笔杆顶着小笔头继续用。或者两头都用短的小笔头，中间用废纸套上顶着用，直到用完为止。
铅笔虽小，却见证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艰苦奋斗中创造的辉煌历史。
（摘自3月24日《石家庄日报》刘亚杰 刘立磊等文 杨惠玲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