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前排中）幼年时的全家福，后排左三为父亲梁济

《大家说父教》 张建安编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本书是情商智商交融的教育读本，让读者看到大家如何培养孩子，父教如何成就大家。作者从家风家训中探寻教子良方，从师友问答中了解父教。

　　梁漱溟之父梁济，出身于书香官宦世家，其祖父为官清廉，卸任时无钱而有债。他的父亲为父还债，债未清而身先逝，仅仅活了36岁。当时，梁济仅七八岁，只能靠着母亲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20岁时，梁济开始在“义学”中教书，挑起了家庭的重担。40岁时，梁济屡试春官不第，是年大挑教职，遂改官，内阁中书预修“皇史宬”书，之后提升为内阁侍读。

　　梁济虽也算得上职位不低的官员，但天生忠厚，根本不懂也不屑于官场那一套巧取豪夺的手段，多靠自己为人写禀帖、对联等赚来的辛苦钱维持家庭，家境从没有舒展过。梁漱溟兄妹四人的教育费，常常是变卖母亲妆奁而支付的。1910年，梁济更是辞去官职。

　　梁济对国家、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心，在外侮日逼、国家危难的晚清，他将满腔热血均放在关心国事上。他和挚友彭翼仲对社会腐败极度不满，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加上庚子年（1900）亲见全国上下愚蠢迷信不知世界大势，几乎招取亡国大祸，于是决心行动。

　　从1902年起，彭翼仲先后创办了《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对启发民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刚开始时，由于风气未开，社会一般人都没有看报习惯，价格虽低廉，却很少有人购买。彭家家产因此赔垫干净，且负债累累。而梁济从报纸创办之初就全力赞助，到彭翼仲身处困境的时候，梁济一家的财物也随着赔送进去。奇的是，即便如此，梁济仍然继续援救，“前后千余金，大半出于典质”。梁济对彭翼仲的资助是无私的，为的就是“以财助报馆譬犹拯灾救难”，一开始就抱定了“亏失不还亦所心甘”的念头。

　　梁济凡事认真，认真到了极点，以致于后来竟为已经消失的清王朝而投湖自尽。他为什么要殉清？梁济怕世人误解他，在自杀之前，断断续续、认认真真地写了万余字的遗言，分别写给许多亲友，非常理性地，一再阐述自己自杀的真正原因。其主要原因、诚如梁漱溟所说：

　　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人书……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国性盖指固有风教。

　　以此而言，梁济乃是舍生取义，意在以一己的牺牲唤起国人的觉悟。姑不论梁济殉清是对是错，只从他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呼唤已丧失的“国性”，此种精神何等伟大！

　　梁济的上进心是一贯的，他常常反省自己，认为：“学问之事，不过是将本身疵病用心体察，极力改去而已。”“未有力量软而能做事业者，又未有嗜欲多而气力刚健者。爱惜精神是根本，而清心寡欲又为养精神之本。必须真做工夫，使心中有主，内足以应外，才算是真本事。”“吾一日不行，则已失去一日矣。吾一刻不行，则已失去此一刻矣。念之哉，念之哉！”

　　这样的性格与言行，均深刻地影响了梁漱溟。正如梁漱溟晚年一次演讲中所说：

　　我为人的真挚，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认真，对待人也真诚。即先父之视我，亦自谓我与他相似；当我17岁时，先父曾字我曰“肖吾”，于此可见，在今日我自己反省时，我感觉到我的所以如此者，无一不是由于我的性格脾气所造成。

　　梁济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极其认真而真挚的人生态度，使梁漱溟很小的时候便“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生活”。

　　因此，他从小就有大志，有上进心，绝不虚度光阴，有自己的人生理想，要救国救世，建功立业。

　　这其实就是梁漱溟一生事业的根基所在，是内在的、最为重要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