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的展览正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立博物馆举行。包括《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倒牛奶的女佣》（见左图）在内的28幅维米尔的画作在此展出。它们分别来自海牙、伦敦、纽约、华盛顿和东京，仅仅是处理展览的外交事务，就花费了7年之久。鉴于艺术家存世作品仅有37件（其中一些的归属尚有争议），“一生仅有一次”的宣传实至名归。

　　45万张展览门票很早就被抢购一空，维米尔的名字从未显得如此喧嚣，这位古典大师曾经是绘画万神殿中最安静、最微小的声音之一，现在已然成为举世瞩目的现象级画家。

　　谜一样的维米尔

　　如同展览的名称“维米尔”一样朴素自信，绘画是展览中唯一的主角，没有不识趣的视频，文字也不会在画框周围出现。维米尔的画作都是小小的，半米之内，仍然要凑近看、仔细看。层层叠叠的颜料，在皲裂与修复后仍细腻入微。

　　首个展厅展出了维米尔两幅描绘家乡代尔夫特的画作——一件被称为《小街》（1658-1659）的房屋景观和一件名为《代尔夫特的风景》（1660-1661，见右图）的作品。冲洗过的鹅卵石、粉刷成白色的墙壁、山墙立面上静止的云层，一个女人在敞开的门口缝纫，维米尔甚至用画笔雕刻出了旧城墙砖表面的油漆斑点。

　　普鲁斯特曾在《追忆似水年华》里虚构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小说家贝戈特，贝戈特在听闻《代尔夫特的风景》展出时，不顾身体的虚弱，临时凑合了一顿饭，便匆匆前往观看。在画廊里，在一位艺术评论家的指导下，他研究了这幅画作，这位评论家将维米尔的艺术修养与中国古代山水画家进行了比较。但贝戈特的分析能力却止步于屋顶下那一小片迷人的黄色墙壁。他为自己无法参透艺术而感到懊恼，接着一阵胃痛，竟在画廊倒地身亡了。

　　就像那片解读不出来的黄色，维米尔一直是个谜，原因在于：在43岁英年早逝之前，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与同一位赞助人合作，而他非凡的敏感度和技术实力并没有越过代尔夫特运河的外环。据说他生了十几个孩子，跟着妻子信仰了天主教，一年只画一两幅画，虽然日子开始还过得去，最终却因为荷兰经济的衰落而穷困潦倒。

　　在《倒牛奶的女佣》中，可以看到维米尔所有的力量和辛酸。在女仆专注的目光中，在她的皮革紧身胸衣上，在构成面包卷的原始点彩中，仍然可以认为维米尔的风格与自然主义相去甚远。他对光的捕捉精确而完美，无论是钉在厨房墙上的钉子还是地板上的代尔夫特蓝色瓷砖，在光线中，维米尔通过细节的分解将前景和背景柔和地表现出来。

　　而这些房间内的场景，几乎藏着维米尔绘画里所有的神秘。房间总是从左边点亮的，人们也不会从这些房间里进出，好像他们天生就在那里。所有的人物，没有对话，所有的乐器，也没有声音。女性大多通过安静、平和的方式，比如阅读、写作、凝视，来进行交流。

　　荷兰黄金时代的余晖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阅读维米尔的画作。因为维米尔每一笔过度刻画的笔触，都是一把通向荷兰黄金时代的钥匙。17世纪——荷兰海运亨通，通过贸易积累起巨额财富，成为事实上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蓝色，这一曾经最昂贵的颜料常被用于涂画宗教画中的圣母，到了维米尔的时代，已然成为世俗生活的日常。《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蓝色头巾、《倒牛奶的女佣》的蓝色围裙和桌布都是其最好的证明。

　　新兴的市民商人阶层，反对贵族和天主教的统治，一扫西欧奢靡之风，转向对简单自然的爱好。于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画家们都不怎么炫富，作品里都是田园、牧场、木屋、炉灶、蔬菜、水果和大量的静物画。

　　1881年，当《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在拍卖会上出现时，拍价仅为2荷兰盾。而到20世纪的巴黎，人人皆以谈论维米尔而彰显品位。带病看维米尔展览的事情，其实是普鲁斯特自己做过的事情。阿加莎的小说，也以维米尔的真迹作为巨额财富的引子。这也不幸让维米尔的画作成为频频失窃的常客。

　　几十年来，维米尔的多幅作品先后被盗，包括曾于 1974 年失窃的《吉他手》、曾于 1971 年失窃的《情书》以及 1990 年失窃的《音乐会》，其中以《音乐会》遭窃案最为轰动，该作品至今仍下落不明。臭名昭著的米格伦，更是用伪造的维米尔画作骗希特勒花钱收藏，成为艺术史上最有名的赝品事件。　　　　 （摘自《新周刊》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