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著名的诗人都有丰富的游历经历，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水陆交通的便利为游历提供了基本条件。杜佑曾做过唐德宗朝的宰相，他编撰了一部论述典章制度沿革的书，即《通典》，书中记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陆路交通的便利，说：

　　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宋，相当于今天河南的商丘一带；汴，就是今天河南开封；岐州，就是今天陕西的凤翔（今属陕西宝鸡）；荆、襄，就是今天湖北的江陵、襄樊；范阳，是今天的北京；蜀川，是今天的四川；凉府，是今天的甘肃武威。杜佑只提到陆路，但主要分布于南方的水路交通也很方便，淮河、长江、运河等钩织的水道网四通八达，正所谓“千里江陵一日还”（李白《早发白帝城》）。

　　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隋唐时期的交通与都会》这篇文章中，归纳出唐朝的国内道路，以两京（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可以放射出去十四条，通往东西南北各处。

　　第二个原因，是科举制使得应考的举子不得不来往于家乡和京城之间。荆南（今天的湖南地区）考生刘蜕曾经如此表述：他的家在江之南，去长安四千里，日行六十里，如果到京城参加考试，每次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半年。赶考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考生们的阅历。

　　第三个原因，是铨选制使得士人和官员来往于京城、家乡和赴任之地。铨选考试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已经取得做官资格的人（包括新及第的进士），以及以其他途径如门荫、流外入流（从吏入官的途径）等想要获取正式官职的人，都要参加铨选考试。隋文帝继位之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所有的官吏任免、调动全都在中央，所以任职到年限（一般是三或四年）的官员，也要回到中央参加吏部的铨选。铨选年年有，这使得士人和做官的人来往于京城、家乡和赴任之地，如果多次任官，就有可能来往于各地，这也丰富了那些为官诗人的经历。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还有其他很多种原因，使得诗人常常在路上。

　　第四个原因是觅举。科举竞争激烈，考生尽可能寻找一切机会去投奔有名望、有地位、有影响的人，这就是“觅举”。除了在京城到处寻找机会以外，也有考生和士子会到各地去投靠地方大员，很多高官有在京师任职的经历，在政界和社会上也有很大影响。

　　另外，进士科虽然要求考生在地方报名获得推荐后，才能赴京参加考试，但报名地点并不要求一定是考生的原籍。所以很多考生会到京城或京城附近的州（如同州、华州）报名，因为这些地方的录取名额会比其他州府多。

　　第五个原因是入幕。唐后期形成藩镇割据局面，藩帅可以自行招聘幕僚，所以很多具备了做官资格的人会选择入幕。像韩愈就辗转于各幕府之间，最后终于回京当上了吏部侍郎。当然，入幕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安史之乱前后的“北走河朔”，河朔即当时藩镇割据性比较强的河北地区。

　　入幕的士人中，不乏著名的诗人，如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李商隐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进士及第后，大概觉得进身的机会不多，就选择了入幕，被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聘到山东。后来令狐楚病死，李商隐又接受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王茂元对李商隐非常欣赏，还把他招为女婿。过了若干年，桂林观察使郑亚又邀请李商隐赴桂林入幕，他几乎没有犹豫又去了。不到一年，观察使郑亚就被贬官了，李商隐没有了机会，又回到长安，经过铨选考试成为盩厔县（属京兆尹下辖县）县尉。第二年，李商隐又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的邀请，前往徐州入幕。后来四川地区的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又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于是李商隐又在四川入幕。这样合并统计，李商隐多次入幕，游历经历之丰富不言而喻。

　　诗人游历丰富的第六个原因，就是唐朝经常发生的非制度化的贬官。王昌龄进士及第后在京城任职，与李白、高适、王维、王之涣、岑参等人都有交往，后因遭人诽谤而被贬到岭南。开元末年时他返回了长安，后来又被贬到了龙标，职龙标尉。李白有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表达了对友人被贬远州的不舍与忧愤。

　　贬到四方的诗人，往往将当地的风情人物融合到其所创作的诗歌中，他们的到来也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自《从唐诗走进历史》，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