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尔伯特·怀特生活的年代，早就有新兴的资产阶级人家，经常会将千里之外的地理风貌绘成地图、风景画和版画，作为装饰挂在家中。那是地图绘制者跟随商船、战舰和科学考察船到达世界各地摄取的影像，是那个时代人们实现自身欲望和想象经纬的梦幻地带。它们是信息也是邀请，连接了从地方到未知空间的通道。

　　人类真就是这个蓝色星球上一张脆弱的薄膜而已，渺小得无以言表。如梭罗所说，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深入过水下三米，也没有跳高到三英尺以上。所以，人类必须将自己放置在一个恰当的、质朴卑微的小坐标中，才能更理性更清晰地认识自我。

　　地方可大可小，大到地球、国家、地域、城市、村庄，当然首先得是“生物区域”，有的生物地域大到足够囊括三千万人口，横跨几个国家；也可能很小，小到一片树林、一条小河、一间屋舍，甚至废墟、坟茔。在利奥波德看来，一棵大橡树就是一个历史博物馆，拥有这棵树即意味着拥有历史演变剧场中的预定座位。甚至，它还有可能是流动的，比如在一片未被现代价值污染的河流。如梭罗所说，大与小是相对的。瓦尔登湖是一个小的海洋，而大西洋是一个大的瓦尔登湖。

　　但是，它必须是一个被久久凝视与记忆的“地方”，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有身处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特殊的地方会对特殊的人群产生特殊的意义，人与地方相处日深，相互定义，人是某个地方的人，地方是某些人的地方，甚至成为这个人或某一族群记忆、体验的核心。

　　自然显露的适应策略，远比任何人类智力所设计的适应策略复杂。我们至今仍没有真正弄清楚从无机到有机决定世界和人类走到今天的关键一环。生态学家尤金·奥德姆发现，在几平方英里的森林中，所存储的信息极为精细与繁复，胜过人类所有图书馆中的信息。尽管这不是同一个信息序列，而是我们生息的宇宙生成的编码，其历史更需用地质年代数计。奥德姆据此认为，“在这个全面的信息背景下，人类可能并非是最高级或最有趣的产物”。

　　土地不仅是土壤，而且是所有生命活动的场域。生物学家发现，在森林土壤最上面的那一英寸土中，每一平方英尺平均有一千三百五十六种生物。假使再估算显微镜下所能看到的族群，很可能数目会增至二十亿个细菌和上百万个霉菌、单细胞动物和藻类——而这一切，都在不过几量杯就可全部盛起的土壤中。所以诗人才会无限叹服地吟咏：“我相信一片草叶的意义 / 不亚于星星每日的工程。”（惠特曼《草叶集》）

　　自然是一个成长着的、有创造性的、尚不完美的结构——它不停地用自己雄浑的生命力进行某种目的不明的苦心创造。歌德曾设想寻求某一种认知方式，这种方法可以证实自然是运动的和有生命的，与此同时，在其本身整体性的严密之网上，它每一个单独的部分都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在有机界里，尽管没有任何东西不与整体相联系，但每个部分又都可以看成是整个系统的缩影，就像一块有无数切面的水晶体。

　　也许我们不该着眼于规模，更无须寻求规范，地方是最大的公约数，它本身就是自然的光芒在各种位置产出的各种投影（模式和经验）。它的一致性是内在的，保证了没有什么东西会太奇怪或太平庸，也没有什么东西会由于太高尚或太低劣而不能包含在它的范围之中。

　　森林、海洋、沙漠、都市、街区……当“地方”的领域变得更大，人们会将整个地球视为“我们的地方”，将自己视为“地球的成员”。“仅在关系中人方可感悟万有之惟一性，仅在惟一性感悟中人方可怀具万有一体之心胸”（马丁·布伯《我与你》），这就是地方精神。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部分中的一个小部分，而整体亦由部分所构成，每个部分又为一个整体，地方带给人的，就会是一种真实自然、无须焦灼的状态。

　　《塞尔伯恩自然史》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怀特的家乡，每两个山庄之间，都有一座橡树枝搭成的凉亭，每年当地过一些隆重的节日，都会有专人主动前来翻修凉亭，根据要求，所有木材都得是为翻修凉亭砍伐的。同时，作为额外的回报，翻修凉亭的人可以拿走换下的旧料。在环境保护方面，无形但强有力的村规乡俗胜过社会律法，因为这种模式更符合生态学原则，它会自主去形塑一种生态可持续的、稳定的、自我维持的生活方式，更有利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建立起真正负责的亲密关系。

　　地方有其相当漫长的时间刻度，有充足的时间用来协调合作关系。这也使得他们的集体认同更符合人性，更有韧度。传统的星相、农学、绿色耕作、传统手艺、纺织布艺、金属冶炼，更造就了生态的稳定、自足、自制与繁盛，如果不受干扰地任其世代传承，独立于现代性的浪潮之外，那正是人类世代向往的“仙那度”“香格里拉”或“阿卡迪亚”。

　　所以有时我们会想，西方科技大国两百年来衍生出来的科学传统与经验，是不是一定要横向移植于那些与世无争的小国？相对而言，社会系统也不过是一个小的人类领土，并不是独立于它周围的植物、动物、风、雨、河流之外。而包含“独特的植被、土著居民与文化、有自由开放的河道、没有栅栏封围的开放视野”等要素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就构成了一个自足的地方，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直面自然的地方精神。

　　布伊尔有一句话意味深长：“令梭罗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自然本身；自然不过是某种东西的屏障。”在他看来，自然文学想恢复的，也许并非是人们对动植物世界本身的兴趣，而是某种感知形式。在更宏大的意义上，有一种潜在的力量支撑着地方的自然秩序，这种力量产生并调节着宇宙现象和万事万物的性质与特征。这种力量来自于自然秩序的抽象形式，在无形中安排万物众生“是其所是”、“如其所是”。

　　（摘自《人民文学》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