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馆之长”

　　1897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蔡锷是他的学生。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东京大同学校教书，蔡锷追随。1915年，梁启超与蔡锷共商反袁大计，发动护国运动。

　　1916年11月，34岁的蔡锷因病去世。12月，梁启超在上海发起设立松坡图书馆（蔡锷，字松坡）。但在军阀混战的乱世，筹建图书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后来在《松坡图书馆记》中回忆：“顾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1922年12月，松坡图书馆干事会成立，推梁启超为馆长。1923年6月20日，松坡图书馆择定馆址于北海快雪堂。梁启超亲自起草《劝捐启》和《劝捐简章》，呼吁社会各界捐赠图书。

　　1925年底，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北洋政府教育部协商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并推选梁启超为馆长。1926年3月，因北洋政府无力履行合办契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又独立筹建北京图书馆，仍由梁启超任馆长。从此，梁启超身兼三家图书馆馆长。

　　为了给松坡图书馆筹款，梁启超曾长期“卖字”。曾追随梁的周传儒回忆：

　　梁每天晚饭后休息十分钟，抽支烟，在七点多钟开始写字，每晚都写，一个大字卖八块钱……每月可得两三千元。

　　“为了维持图书馆的正常开支和员工生活，梁启超多方奔走借垫，甚至将自己的人寿保单拿来向信托公司抵押借款，图书馆接待外宾的费用，也一度从他个人的薪金中支付。”国家图书馆馆长熊远明说。

　　即便经费紧张，在担任馆长期间，梁启超仍然积极为图书馆扩充馆藏。1926年4月，听说上海东方图书馆计划收购蒋氏密韵楼藏书，梁启超写信给张元济，请求将藏书中的复本转让给北京图书馆。1926年7月，梁启超在给李四光和袁同礼的信中，特别提到日本人对京师图书馆馆藏虎视眈眈：

　　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两公谓何如？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程焕文解释，“1920年代，大量日本人来中国收购古籍，京师图书馆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敦煌遗书等珍贵文献，日本人自然虎视眈眈。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的图书馆，对中华文献也要尽全力去收集购买，因而要奋起直追。”

　　1929年8月，按梁启超生前的建议，京师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的前身。1949年，松坡图书馆并入北平图书馆，其藏书也成为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书藏”到“图书馆”

　　图书馆这一概念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第一次”，都与梁启超有关。

　　1893年，梁启超在《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中，讲到为什么要筹建这一类似图书馆的机构，“启超以为书之不备，不足以言学，图器之不备，不足以言学，欲兴学会，必自藏图书器始。于是思因向者书藏之旧而扩充焉”。标题中的“书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私人藏书楼或官府藏书楼。“书藏的书籍普通学子也能借阅，这就有了开放和公共的意思，只是还没用图书馆这个词。”程焕文说。

　　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公车上书中建议：“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同年7月，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同时筹设强学会书藏。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时务报》上第一次出现“图书馆”这个词。那是一篇译自日本报刊的文章，里面提到：“虽在争战……犹不废讲习。又有女校，图书馆。”“这是‘图书馆’一词首次在中文报刊文章中被提及。”程焕文说。

　　现在我要做的事，在编两部书：一是《中国图书大辞典》，预备一年成功；二是《中国图书索引》，预备五年成功。两书成后，读中国书真大大方便了。

　　1927年1月26日，在给儿女们的信中，身体已不大好的梁启超兴致勃勃地讲述着他新的雄心。他还特别强调要借此培养人才：

　　关于编这两部书，我要放许多心血在里头才能成，尤其是头一年训练出能编纂的人才，非我亲自出马不可。

　　这或许是梁启超带领清华国学院学生从事《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工作的原因。“虽然由于身体的原因，梁启超后来没能继续完成《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但正由于初期在人才训练方面的努力，有关思想原则和方法经验得以有效地继承和传扬，并在以后《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民国时期总书目》等目录的编纂工作中，不断得以发扬光大。”熊远明说。

　　梁启超次女梁思庄，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图书馆学，获学士学位，后来成为著名的图书馆学家。1929年1月，梁启超去世。亲属遵照他的遗言，将其藏书全部移交国立北平图书馆。　　　　 （摘自5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 刘梦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