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夏晓虹夫妇在家中的书房

　　最近，北大学者陈平原出版新著《有声的中国》，这一次他将思索的锚点投向了兴起于晚清并影响整个20世纪中国的演说。事实上早在2001年他就撰写了相关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并于此后二十年里持续掘进，逐步搭建出一部勾连起政治、社会、文学、学术、教育乃至大众娱乐的现代中国演说史。这是一次极具开创性的探索。

　　漂  移

　　“到目前为止，鲁迅的声音我还是找不到，蔡元培还能找到一点，闻一多也能找到一点。早年我们并不关注声音的保存，而且我们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或思想资源，我们的思路还是‘文字镂于金石’，觉得重要的当然得写下来传播开去。”陈平原说。

　　如何还原现场，则是另一道充满挑战的“技术”难题。“什么环境、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背景、什么听众、什么目标，这些对于演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陈平原说，“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和学术训练才能让那些东西浮现出来。”

　　囿于这些限制，关于演说的话题，陈平原最初的设想没能全面得以实现。尽管如此，这本只有两百余页的《有声的中国》，依然被陈平原视为自己在“声音”研究方面的总结之作。“我只是做一个个案、开一条新路，然后大家再往前来发展。”陈平原说。

　　“发凡起例”，这是陈平原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治学思路。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在这种自觉意识的导引下，他才主动地从文学视野中跳出，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在多元的未知中努力尝试拓展学科疆界。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标志性学者，他自90年代中期就开始转向学术史研究，从学人精神到学科体制再到述学文体，完成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三部扛鼎之作。也是从这里，他捕捉到演说对白话文形成与现代教育的作用和影响，开始思索“有声的中国”。

　　对此，陈平原表现得很谦虚：“其实对学者来说，不断地漂移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我又是一个老师，必须往前走，然后给学生开出不同的路。”

　　感  慨

　　陈平原的“发凡起例”如今已激起不少回声，尤其是由他发起的都市文化研究。从2003 年起，他与哈佛大学学者王德威合作，联合近百位跨领域的国内外学者，分别在北京、西安、香港、开封召开以“都市”为对象的国际会议，产生了一系列兼及文学、史学、考古、地理、建筑、绘画、电影、音乐等多重视角与思路的议题。

　　“我希望对每一个话题都形成高等常识，然后重新在人文学的旗帜下做一点沟通、对话和整合。”陈平原说。这抱负和期待颇具雄心，其背后动力，除了陈平原知识分子自觉的责任意识，也埋藏着来自遥远时光里的一份美好记忆。

　　那是1985 年在北京召开的一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该会议也被称作“万寿寺会议”。会议前一年，30岁的陈平原刚离开中山大学，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在北京，他只认识北大的广东同乡黄子平，黄子平把他的论文推荐给留校任教并担任王瑶助手的钱理群，钱理群看完，当晚就找了王瑶。就这样，陈平原成了北大中文系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博士。

　　同在北大，陈平原和黄子平经常跑到钱理群的宿舍去聊天，聊着聊着三个人便聊出了一个“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来。之后，他们把这个想法带到了“万寿寺会议”上。正是从这里开始，陈平原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界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

　　如今的陈平原并不否认那一年对自己的重要意义，只是对于当初思考的内容，他早已不再有沉湎。真正令他感慨和怀念的，是那个时代合力奋进的精神以及热情讨论的氛围。

　　底  色

　　陈平原的治学思路自始至终都有着源自80年代的浓重底色。他说：“我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理想主义、宏大叙事这些至今还在我身上留有精神印记。”

　　在公众的既有印象里，陈平原大抵应该属于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他自己也曾在文字中写下过这样的“自白”：“不想惊世骇俗，但愿能理得而心安。与其临渊羡鱼或痛骂鱼不上钩，不如退而结网。”但事实上，他只是把心情“压在了纸背”。在内心深处，他一直都徘徊于书斋生活和社会关怀之间。

　　因此，无论是从学生时代到十年前始终参与刊物和丛书的编辑，还是丝毫不逊于专业论著的随笔和杂感写作，他始终保持着“两副笔墨”。同时在学术的思索中也总是隐藏着强烈的现实观照：做学术史，意在为社会转型期走向分化的学界重新唤起“学者的人间情怀”；做大学史，旨在叩问何为大学，并思索教育的未来走向及命运；做都市文化研究，背后指向的是对城市发展的反思……

　　陈平原几乎所有的研究中，“五四”都是一个须臾不曾缺席的身影。作为七七级大学生，陈平原曾与他的同代人一起在对1919的比附与模仿中安顿过自己的精神向度和历史定位，他认为，对“五四”的思考、追随、反省和超越是伴随了整个80年代的一个主题。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26期 徐鹏远文）